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营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离不开对文明本质、文明兴衰的把握。历史中“最惹人注目的，不是平稳的进步，而是兴亡盛衰的故事”。③反思文明史，兴衰是文明的常态。以四大文明古国为例，只有中华文明延绵至今保持了连续性，其他三大文明都曾经中断，但即使是中华文明，也是跌宕起伏，经历了兴衰变迁。 文明兴衰历来是思想者关注的重点问题。黑格尔认为，文明兴衰由绝对理念决定，当绝对理念同一个文明体合一时，这个文明体便会兴盛，反之，当绝对理念离开时，这个文明体便会走向衰落。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推动着社会变迁、文明演变。斯宾格勒认为，文明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一个出生、成长、壮大、衰亡的过程。当代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诸多领域的学者更是从不同角度对文明兴衰进行了思考，对自然环境变迁与文明兴衰、战争疾病与文明兴衰、制度变迁与文明兴衰、技术革新与文明兴衰、文化精神与文明兴衰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笔者认为，文明兴衰是一个多因素、多变量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其中，人们的行为是影响文明兴衰的枢纽性因素。历史由人创造，文明是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的行为过程与行为结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文化传统的变化都能传承、延续，靠的是创始人和继承人等有意识的行为和深思熟虑的选择。”⑤厘清文明与行为的关系，把握影响文明变迁的原型行为，对深化文明探源、文明互鉴、文明新形态等研究具有基础意义。本文对文明兴衰进行“行为哲学与文明批评史”反思，并重点反思文明兴衰中的涂层陷阱。 文明兴衰的行为本质 探索文明兴衰的原因是当代学术界的跨学科热点。在《文明》的作者、历史学家弗格森看来，现代西方之所以走向兴盛，原因在于西方找到并实施了六大“撒手锏”：竞争、科学革命、法治与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工作伦理。“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要归因于一系列的体制革新，我将之称为‘撒手锏’。”⑥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医学生理学教授戴蒙德看来，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区域文明存在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诞生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⑦在《规模》的作者、理论物理学家韦斯特看来，规模是决定生命、企业、城市、文明变迁的根本因素。“规模和规模缩放是高度复杂、不断进化的系统的通用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⑧企业、城市、国家都是一种复杂生命体，生命体不会以线性的方式变化，而是存在同规模大小密切相关的亚线性或超线性现象，也就是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现象。比如“公司的增长和死亡曲线与生物体的生长和死亡曲线近似也就不足为奇了。二者都显示出了系统性亚线性规模缩放、规模经济、受限生长有限寿命的特点”。⑨“总的说来，复杂系统的普遍特点是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线性总和，而且整体通常也与其他组成部分存在极大的不同。”⑩只有找到、形成合适的规模，才可能使企业、城市、文明体的生命时间延长、生命质量提升。 探索文明兴衰是世界文明史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二战以后，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不同区域之文明的多样性、多元性、差异性日益为人们所认知、确认，文化人类学、世界文明史等以多样、比较为价值与方法底蕴的研究成为显学。中外诸多学者对世界文明、区域文明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从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本特利等的世界文明史著作，(11)及苏秉琦、严文明等的中华文明史著作，(12)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生态、战争、疾病、市场、技术等各类原因，世界文明、区域文明在总体上呈现一种此起彼伏的涟漪式格局。比如，从古代苏美尔文明所在的两河流域向古希腊罗马文明所在的地中海区域、亚平宁半岛，再向葡萄牙、西班牙所在的伊比里亚半岛，英国所在的大不列颠岛，向美国所在的北美转换，西方文明的主角不断变化，总体上呈现出一个从东向西、水波式转换的过程。再比如，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区域，由于生态变化、战争影响、生产力变迁等原因，也存在一个由北向南、由西向东，文明核心区域逐渐转换的现象。可以说，由于各类原因，没有哪个文明体、文明区域能够长久占有世界文明或区域文明主角的位置，往往呈现出一个不同区域此消彼长、轮动发展、交替领先的格局。这种转换，也就是文明兴衰的转换。对其原因，人们进行了诸多反思，对造成此转换的自然原因、技术原因、制度原因、文化原因等进行了探索。总体观之，很少有学者会注重单一原因，人们更为强调多因素论，比如，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思、本特利、斯特恩斯、布利特等世界文明史专家，及我国的文明史、考古学家，都对影响文明的众多因素、原因进行了阐述。 但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定位造成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探古是为了推今，探索历史上文明兴衰的原因，根本目的是探索可落地、可实行的推动今天文明发展的策略，是为了减少文明兴衰的代价与振荡，形成更为合理的文明发展格局，使更多人可以更为均等地参与文明发展、共享文明成果。文明在根本上是人的创造物，文明成果由人的行为生成，文明问题也生成于人的行为。虽然自然气候、地理条件等的变化会根本性地影响文明的命运，但是它们只是文明存在、文明变迁的语境性因素、条件性因素。没有好的环境，文明无法生成，但即使有了合理的环境，如果没有人的自觉行为，文明也不会自动生成、自动发展。当一个地区的环境不适合生产生活时，人们可能选择向更为适宜的环境迁徙、流动，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文明迁徙其重要原因正是人们希望寻找、进入新的更为适宜的环境。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组织方式、认识能力等的进步，环境保护、环境再造能力不断提升，人们日益有能力对所处环境进行更为合理的开发、修复、再造，调适文明发展方式，形成更为合理的制度、机制、组织方式，以形成人与自然相互支持、持续共生的格局。战争、技术、市场、制度、组织、文化等当然是影响文明兴衰的重要原因，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人的行为，一种有组织的人类行为，生成于人的行为，并通过人的行为产生作用。不影响人的行为、不能诉诸人的行为的所谓战争、制度、组织、文化具有抽象性，往往只停留在思维层面，而不会对文明产生真实的影响。马克思说，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通过行为，如何改变世界呢？探寻文明兴衰需要一种行为研究、行为哲学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