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西方殖民话语的基础是所谓“文明”或“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话语①，这种政治修辞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之上，本质上是一种文明优越论和文明等级观念，更是欧洲中心主义在殖民扩张中的典型体现。通过“文明使命”话语，英、法等殖民帝国不仅蔑视和忽略文明多样性和文明多源性的事实，反而以“征服者”“开化者”和“文明传播者”自居，在武力征服和政治控制之外建构了一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以一种更加隐蔽而深刻的方式维系其统治秩序，可见“文明使命”话语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印度学者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的评价：“如果将‘文明使命’从殖民主义中抽离，殖民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②因此，在研究殖民主义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时，应当重视“文明使命”话语的历史影响。在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的132年里，法国不仅破坏了阿尔及利亚原有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还将土著纳入其殖民话语体系，通过推广法式教育、宣传法国文化、管理土著和穆斯林群体来实现同化目标，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冲击着阿尔及利亚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认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殖民势力逐渐退潮后，法国加诸阿尔及利亚人身上的“文明使命”烙印成为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的重要任务：首先是意识形态构建③，即从适应法兰西“民主”和“共和”观念的思想泥淖中解放出来，突破西方文明中心主义，重新肯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现代价值，④重塑国家主导型意识形态，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心；其次是国家构建，阿尔及利亚力图摆脱法国殖民控制，将伊斯兰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打造独立的政治框架以推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和现代化建设；再次是民族构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是推动国家实现独立的领导力量，同时也是构建统一阿尔及利亚民族的核心部分。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打造以阿尔及利亚人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协调族际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整合民族资源，书写民族历史，来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长期以来，殖民史学者惯于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观念角度去解释法国殖民主义的历史逻辑和殖民遗产⑤，而对“文明使命”话语对阿尔及利亚的长期影响研究相对不足。⑥随着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不断遭遇认同危机、族际冲突、政治发展缓慢乃至转型困难等问题，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灌输和植入的“文明因素”余音犹在。有鉴于此，从“文明使命”的主体性视角分析法国殖民意识形态的构建和殖民政策的推行，有助于我们阐释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实践理路和发展困境，为破除思想殖民魔咒和祛除殖民意识形态残余提供若干理解。 一 作为法国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明使命” “文明”(Civilisation)⑦原本是一个中性概念，后来逐渐被欧洲殖民者加以利用，成为其实现帝国主义理想、统治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工具。⑧殖民者声称“欧洲资产阶级对非洲大陆的征服是把非洲人从野蛮的‘自然状态’带入了文明状态”⑨，为“无知”的土著人民带去了先进的文明。相较于其他欧洲殖民帝国，法国更重视在殖民扩张中推广“文明使命”论和“文明开化”论。 (一)法国“文明使命”话语的形成 18世纪以来，“文明”概念已经变成法国推进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这一做法也被其他西方国家所借鉴，它们自认为是一个个现存的、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和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⑩拥有教化治下土著居民的特殊使命。(11)彼时，法国的文明观念和文明理论受到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具有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12)加之，以工业革命为动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塑造了法国人的文明自负感，正是这种文明自负以及对其他文明的无知和鄙视，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法国“文明使命”观念的诞生及应用于殖民统治。在拿破仑的对外扩张战争中，文明观念首次被作为侵略口号加以利用。(13)但是，拿破仑政权的战败很快导致了法国在埃及乃至北非的影响力式微，法国亟须参与“争夺非洲”的殖民活动，为其殖民扩张和帝国统治寻找正当性的话语支持。 19世纪中叶，法国抱持着“文明”的使命来到非洲大陆，直接将民族和“种族”等级制度套用在当地土著居民身上。正如法国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所言：“我们来到这片古老的罗马土地，不是为了给我们的军队灌输野蛮，而是为了给整个民族灌输文明；我们来到非洲不是为了带回非洲，而是为了把欧洲带到那里”。(14)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着手为“文明使命”话语造势，宣扬人道主义和同化主义，为殖民干预打造了一套“道德”理由。时任法国总理、殖民扩张的拥趸朱里斯·费里(Jules Ferry)在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法国身负一项特殊使命：“我们必须相信，如果天意半推半就授予我们成为地球主人的使命，那么这项使命并不是去尝试种族间不可能的融合，而是传播或唤醒其他种族的优越观念。”(15)1884年，费里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优越种族”有权利教化“劣等种族”的言论。尽管费里的政治观点遭到了保守派和激进左翼的批评，但第三共和国的统治精英深信法国独具“文明使命”，并很快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1885年7月28日，费里在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的演讲中提出“高级种族有接近低级种族的权利。我说他们有权利是因为他们有义务，有义务教化劣等种族。当西班牙士兵和探险家将奴隶制引入中美洲时，这一职责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常常是不为人知的。但今天，我坚持认为欧洲国家具有慷慨、伟大和诚实这一文明的崇高责任。”(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