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球价值链是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与竞争的现实基础，也是学界剖析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来，在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去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原先在效率最优原则下运行的全球价值链弊病尽显、脆弱不堪，其在发生断裂的同时也产生了结构性和空间性的重组变化，并凸显了供应链韧性的关键意义。①除此之外，空前复杂的中美竞争也正在削弱双方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键技术领域的大国竞斗愈发激烈，加之数字技术变革、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持续扩大，全球商业和技术空间出现了分裂，同时也成为大国博弈中的关键变量，预示了关键行业及技术价值链产生了新的战略意义。 在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迫切需要一个适合当前地缘政治背景的新概念框架和发展逻辑进行解释，从国家战略竞争和安全角度出发的“战略价值链”概念应运而生，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不同的经济体对此进行了不同的演绎和布局。而把握从全球价值链到战略价值链的范式转变，密切跟踪典型国家组建战略价值链的已有行动和未来动向，有助于更好地评估发展中国家自身价值链的脆弱性，并把握他国产业政策、技术断供等政策对自身战略自主性和竞争力的潜在威胁，进而以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思维逻辑，识别战略价值链在大国竞争中的工具性作用，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化被动为主动。 一 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旨在捕捉全球经济和国际体系动态的互动方式，其核心在于寻求对全球经济中的连续性和变化模式的解释。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关乎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多重组合和讨论，在此意义上，该项研究可以弥补苏珊·斯特兰奇指出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学科差距问题。②因此，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获得启发，另一方面则因其体现当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互动中新的结构性转变，对认识国际政治经济范式的更新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研讨可以先从国际秩序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展开。 (一)新自由主义之后的国际秩序变化 1975年，美国学者约翰·鲁杰(John G.Ruggie)首次提出国际秩序这一概念，将国际政治的状态(state)与形态(shape)区分开来。鲁杰指出，纯粹的强权政治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秩序的“社会目的”塑造了国际政治的内容。③对于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来说，这一“社会目的”至少包括了美国作为霸主领导下的所谓“自由、民主和市场社会”在全球的传播。然而，当下不断上升的全球不确定性和日益增长的单边主义迫使人们认识到，以原有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贸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国际经贸环境正从“基于规则”逐步走向“基于权力”的范式转变。不可否认的是，历经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变得愈加脆弱。特别是2016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塑造的相对稳定的全球经济关系正在逐步瓦解。对于当下的国际政治而言，以往对于一个扁平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的全球共同体的自由主义想象已经过于天马行空，④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如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那么21世纪20年代正在出现“历史终结的终结”。⑤全球秩序从相对稳定的阶段进入一个充满混乱与动荡的去全球化时期，旧秩序的所有基本原则如今均有待讨论。 在过去的“超级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全球分工生产和贸易联系日益深化，全球价值链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且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思路。⑥全球价值链整合串联的全球生产网络，也正如基欧汉和奈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尽管他们也看到了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却认为随着“结构漏洞”的填补，这种不对称性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⑦因此，全球化往往被理解为一个去等级的分散性网络构建，为外交创造了新的合作机会。⑧ 然而，业已发生的变化显示，与自由主义主张相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没有催生一个分散的权力关系，而是导致了一种有形且持久的权力失衡，进而以一种复杂的网络结构体现了以规模、枢纽、位置、参与度、关键节点和链主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权力形态。⑨目前，与全球价值链相连的全球经济网络正倾向于产生不对称性，其自我强化的关键经济流动已经汇聚到某些特定的枢纽和节点，在重构全球经贸拓扑结构的同时，也超越了自由主义强调的多边、双边关系，趋向于一种“新结构主义”。⑩正如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所描述的那样，其结果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程度与持续的权力争夺相结合的世界，因此，不愿意参与直接冲突的国家仍然可以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措施。(11)故而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跳出所谓的“规则”限制而自行采取单边行动，全球化不仅停滞不前，而且面临被逆转的风险。(12) 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全球经济网络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新冠疫情直接暴露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为原本已经紧张的国际贸易政策范式创造了额外的“错位时刻”。(13)全球化并没有证明其自身不受国家利益的影响，自由贸易也不再是无风险收益，诸如效率之类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足道。(14)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实现的相互依存已经成为脆弱性的来源，而不是加强全球一体化的力量。各国和各企业必须依赖区域性资源，而不是参与竞争性的国际贸易市场，经济合作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二者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变化。 简而言之，全球格局正受到以网络为中心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合作、竞争甚至对抗形式的支配，冷战后的自由主义趋同时代已经结束，战略竞争下不确定的国际秩序正在酝酿。全球治理的既定渠道和固有模式出现部分崩溃，以往被忽视的权力、安全、相对收益等竞争逻辑越来越成为理解国际政治发展范式的关键。这种具有新特质的全球秩序和经济体系变化，会导致制度化和去制度化过程的并存，进而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其中各种决定性生产要素的可用性和要素之间的互动联系，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结构转型的动因、手段及结果，构建出新的功能性依存关系，国家已经开始脱离新自由主义秩序以市场为导向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理念和战略上的重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