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制度优势的区域协调发展：一个亟待关注的研究议题 早在2008年，国内有经济学者就提出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作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第三条道路”的初步构想[1]，并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阐释了通过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与集聚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从而打破大国发展“不可能三角”——统一、效率与平衡的观点[2]。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学术观察固然契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逻辑，但却在不经意间脱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遮蔽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故而无法充分揭示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驱动，甚至难以将区域协调发展的中西路径区分开来。那么，如何充分运用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诸多显著优势，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最大优势。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3]，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之一，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体制呈现，就是新型举国体制。 自从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4]继而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后，新型举国体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显学”。虽然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至今仍未有共识性界定，但其基本轮廓已初现雏形。其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特征[5]。其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新型举国体制中“新”的最重要体现[6]。其三，实现国家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是建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目标[7]。以此为依托，学界对于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攻关、竞技体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展开了热议，其中不乏洞见。然而，对于“如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助推区域协调发展”这一议题，却鲜有研究关切，而它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命题。这是因为，尽管举国体制的思想和实践古已有之，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传承和再生产，但相较之下，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深度契合中华民族集体主义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逻辑[8]，更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逻辑，即有效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9]区域间发展失衡正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而“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10]，是习近平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要在新形势下践行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除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等传统路径之外，充分汲取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聚合能量可能是新路径。因此，如何打通这一路径便成为亟待关注的时代命题，本文尝试对此展开学理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已有研究以新型举国体制基本轮廓为依托的常规分析图式，本文运用毛泽东倡导的“牵牛鼻子”方法，在新型举国体制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特质之间建立关联，以更精炼地呈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中国经验。 二、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特质及其运作机制：党的领导与政党统合 在构筑新型举国体制基本轮廓的若干线条中，党的领导是中轴线。这不仅是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党性(良心)、制度(良制)与治理(良治)三者有机结合[11]，开创了“使命型政党”这一执政党建设的中国范式[12]。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赢得了民心，亿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13]。正因如此，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也得到了一些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的认同。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14]，进行制度调整与保证政策执行灵活性[15]，从而实现超乎寻常的政治稳定与经济活力并存的国家治理目标。就此而言，党的领导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灵魂和核心特质。那么，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特质在其应用场景中究竟应如何充分展现？换言之，党的领导在新型举国体制在地化践行中的运作机制是什么？只有将党的领导之核心要义与新型举国体制之现实情境有机结合，方可洞悉答案。 一方面，根据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论述，新时代党的领导之核心要义可扼要凝炼为四项内容。其一，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16]。其二，领导范围。党的领导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7]。其三，领导体制。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共同构成了党的领导的严密组织体系。党中央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有令即行、有禁即止，这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强大组织优势[18]。其四，领导方式。党的领导要以政治建设为抓手，提高政治“三力”。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导，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19]。简言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的政治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体系优势，实现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领导之新时代意涵。 另一方面，现阶段建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固然是为呼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经济规律，但对于兼具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如何在完成中国特色经济“市场化”目标的同时实现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目标，可能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更为迫切的“政治学之思”[20]。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现代化”双重情境下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皆不可或缺，但相较之下，有为政府无疑更为重要，这已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增长奇迹”中获得充分印证。然而，与有效治理相伴而生的“碎片化”困境，却成为制约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效能的“瓶颈”。如果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审视，“碎片化”困境主要体现为政策执行碎片化。这固然与部门政治、地方保护和官员激励扭曲等传统体制机制因素密不可分，但其更深层次的制度肇因，则是践行坚持党的领导有所松懈。中国改革和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固然受益于经济体制转型之驱动，但经济体制转型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有力领导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和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就此而言，有力政党既是“中国模式”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模式”与学理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区别。然而，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段时间，党内对于践行坚持党的领导存在不同程度的松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明确指出：“十年前，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21]，习近平将其称为“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22]。坚持和落实党的领导一旦有所松懈，党中央权威就会逐渐被虚化、弱化，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就会乘机抬头。习近平对此敏锐且精辟地指出：“有的口头上喊着‘两个维护’，实际上想的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强化自己的权力”[23]，这也是滋生公共治理“碎片化”困境的“温床”。要突破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点是“要对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出制度设计和安排，对一些领域设置过细、职能交叉重叠的党政机构进行整合，打破所谓的党政界限，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府执行力”[24]，进而充分发挥有力政党这个最大制度优势，并在建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中将其转化为有为政府的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