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自1983年下半年访美返回之后，创作发生第一次重大转折，进入“小鲍庄”阶段。访美之前的早期小说[1]，以“雯雯”系列最为知名。从首部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开始，主观情绪的描写、少女般的单纯优美，似乎是留给批评家们的最初印象[2]。连作者日后也回溯性地指认，与《乔厂长上任记》式地展开历史现实批判、承担未来中国想象的宏大叙事风气不同，“内向自我”是这部小说集引起注意的原因[3]。 “主观情绪书写”及其背后的“内向的自我”，并不能涵盖王安忆早期小说的全部意义。文学创作对于社会变动的创造性回应值得注意：《迷宫之径》《新来的教练》表达20世纪80年代新老两代冲突和对革命传统的复杂态度；《归去来兮》《流逝》切入70年代末落实工商业者政策引起的波动；《舞台小世界》《尾声》聚焦80年代初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风潮；《墙基》《窗前搭起脚手架》对准阶层的打破和重新分化；《金灿灿的落叶》《冷土》《本次列车终点》《庸常之辈》《野菊花，野菊花》瞄准城、乡知青具体生存、精神窘境。 屏蔽历史信息，以情绪性、个人化作为小说特征来抓取，自有时势的动因，但这种解释的代价之一却是低估这批早期文本与当时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家的创作往往以特定历史信息的觉知、体验为激发媒介。过分强调自我的“向内转”，裹挟在文学不断提纯、向自身的无意识执念不断回归的潮流内，就忽略了这一自我的那些向外、向社会历史展开的繁多触手。这样一来，王安忆写作中的“理想主义”，那些美好与善的严肃讨论，就变成了一种自社会中被切断的、孤立的或源于性别本质的意识，容易被脱历史脉络地解读为某种天真、不成熟，甚至如作家一度自认为的那样，是可以随着年龄阅历增长而扬弃的。从文学史的现象看，王安忆也的确在《小鲍庄》前后，以一种逐渐冷静、屏蔽主观情绪的倾向铭刻在“寻根文学”的文化传统批判思潮中，并在1986年之后因对“形式感”的翻新而再受认可。由此，学界便容易对早期小说的价值有所忽略。 本文作为对王安忆早期小说再解读的一部分，试图释放这一时期小说看来朴素稚嫩的形式所携带的社会史、文学史能量，并呼唤一种“在历史状况中”的研究样态[4]。本文以教育题材的短篇小说《分母》[5]为中心。文本以工农兵大学毕业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卢时扬的视角，展示了上海一所三类中学高三师生的生活状态。人物分三类：以卢时扬为代表的教师群体，以梁伟伟、郑大军、周小慧为代表的“差生”，以吕沛沛、张勇、钟雁、王永为代表的“优等生”。小说以三个事件交叉推进。首先是差生梁伟伟课间胡闹的小插曲，班主任因这一学生唤醒了关于人生意义及平等、尊严的回忆和思考。其次是差生周小慧离家出走事件，班主任卢时扬对“保重点”思路产生质疑。最后是分班事件，班主任卢时扬抵制重点班和安排“分母”的做法，发出应该培养“真正的人”的感叹。 小说关注新“教育革命”的现实结果。1977年10月21日，全国高校入学考试恢复，旧有教育体制宣告解体，开启了教育正规化的“重新革命”。小说中，作家将与这场“教育革命”背后的“现代化”话语纠缠和角力。作家表达出对这一由80年代绵延至今的历史趋势的忧虑：以“现代化”为旨归的新“教育革命”，包含怎样隐蔽的结果？这场“教育革命”中呼唤和塑形的“人”有着何种偏向？我们得以沿着王安忆的线索思考，重新反思80年代以来的教育路径及其背后的“现代化”的历史势能所造成的后果。 一、新的身份政治 小说中，班主任卢时扬看见混乱的一幕：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都围在差生梁伟伟身边，后者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引起优等生的大笑。优等生有恃无恐，卢时扬只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差生：“这样的学习成绩，居然还有兴致说说笑笑，你们到学校里来干什么的？”这句今天大家习以为常的话，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学习成绩不好，就没有资格说笑？ “我是劣等公民，谁都可以碰我。”小说中的差生郑大军一声悲呼。70年代末，学校里的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大学招考方式的变化，从推荐制恢复到高考择优录取，学校把大量精力从政治、劳动转移到课堂学习。单纯成绩好的优等生逐渐在身份上取得了相对差生的优势。教师也把两者区别对待。卢时扬敢用“小丑”一词刺痛差生梁伟伟，却要给围观的优等生留面子。在秋游名单里，差生也因为测验不及格而被排除。分数取代阶级成分，成为划分学生等级的标志。 新的身份政治是这场“教育革命”的后果之一。这场“教育革命”可视为对六七十年代教育路线的彻底翻转[6]。与本论题相关的变革有：第一，教育权力复归于学术权威，并集于教育部领导的国家教育机构。50年代的政策、机构、名称和信条得到了系统的恢复。第二，推荐制、出身论被根据才能录取的方式所取代，以高考为代表的各级考试开始恢复。第三，教育与“四个现代化”目标高度配合，以智育为最优先，劳动教育地位下降。第四，逆转上一个时期被称为“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教材、学制发生变化，教育资源被迫集中，重新出现重点中学、重点班。第五，高等教育高速建设，资源投放倾向于理工科[7]。 这一“革命”是含纳在“现代化”的主导性论述之中的。此时期重要讲话、文件中的“现代化”论述，与之前相比发生了转向，尤其强调经济维度的决定性。贺照田指出，50至70年代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话语的紧张，但到了1978-1979年，经济被当成时代中心任务和时代最大、最重要、最迫切的政治，甚至政治感觉、政治理解、政治想象力真的由经济界定。“现代化”论述将经济与效率、计算等置于工作的最中心位置，以为“解决经济就自然而然地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其实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缺乏有预见性的规划[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