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胡续冬在2021年中元节的猝然离世令无数认识他的师友、学生心痛，也使得某些在时间加速器中已经变得模糊的历史脉络得以聚焦而陡然清晰。江湖人称“胡子”的胡续冬具有多种超人的天赋，其短暂人生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曾经一度为媒体所津津乐道，例如他的在社交平台被阅读了1000多万次的讣闻以及八宝山近千人给他送行后朋友们自发组织的告别歌会；例如在诗人、教师身份之外他的各种酷炫的分身：国内最早的新锐文化网站“北大新青年网站”的创办人，知名博主，诗歌节总召集人，“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的金牌主持人，CCTV-6嘉宾主持人，知名专栏作家，北大湖北招生组副组长……显见就是一“时代弄潮儿”的典型，或最早的“斜杠青年”。除此之外，胡续冬平民化、后现代性的人格魅力，及其对当代生活政治、文化、经济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广见博闻和亦庄亦谐式聊天，曾经令50后诗人孙文波叹为观止，认为“小胡是他那一代诗人中最聪明的一个”，“这小子真是啥子花样都整得风车斗转。而且正因为啥子花样都整得风车斗转，他的交友极广，就像他自己所说，三教九流、大人小孩都能打成一片成为朋友”(1)。这些报道与讲述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透露或解释了胡续冬诗歌能够包罗万象、变化多端和奇趣横生的生命奥秘。(2) 一、“90年代诗歌”与胡续冬诗歌的“偏移” 若从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来看，胡续冬其实最称得上是“时代的肖子”。这个时代，指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是开始告别革命、走向市场、走向个体日常的中国。换句话说，这个时代是对“革命世纪”的整体性“偏移”——大众消费文化的洪流开始冲毁原有的种种藩篱与禁忌，“生活无罪”的欲望追逐愈益表面化、合法化，多元话语共生的后现代景观开始构成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且，在诗学上，这种“偏移”之感最早被敏锐的诗人所觉察，并在不同代的诗人那里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对此，“第三代诗人”于坚的表述是：“我们已经置身于我们一向盼望的市场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我们无从逃避。就像任何一个时代那样，新的时代又在它的十字路口提出这样的问题：诗人何为？”(3)而欧阳江河则强调：20世纪80年代的结束“在人们心灵上唤起了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4)。但在姜涛那里，却认为20世纪90年代对于自己和胡续冬、冷霜等“70后诗人”“有不同的意义”：“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生活、思考和写作都起步于那个时代的氛围中。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加速，各方面的变化非常快，一切生机勃勃，好像有很多新的经验、新的可能性随时冒出来，人的感觉和意识非常活跃，当然也有很多困惑，但那困惑和矛盾也是有能量的，这可能跟当下年轻人的感受有很大的差异。胡子早期的诗里面掺杂了很多新的名词、新的异质经验，他的写作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扩展能力，这跟当年社会氛围、感觉具有某种同构性。”(5) 不难看出，相比于“第三代诗人”对市场化、大众化、后现代的时代语境的疑惑与茫然，胡续冬等年轻诗人的反应其实是积极的甚至是兴奋的，在诗歌实践中显然是直接拥抱并受益于这种整体性的社会转型；并且，随着后现代哲学思想和文化批评理论在国内的大量译介，“消解”一切形而上学的后现代性思潮最终构造了胡续冬等年轻诗人的“偏移”诗学，成为新一代诗人最为本色的思维方式与精神立场。 而笔者之所以强调以“偏移”来定位胡续冬为代表的年轻诗人的诗学取向与立场，主要根据有两个：(一)胡续冬最早进入当代诗歌场域并引起评论者关注，是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北大与姜涛、冷霜、蒋浩等年轻诗人发起创办民间诗刊《偏移》而被视作“70后诗人”的重要代表。(二)胡续冬等“70后诗人”进入诗坛时，以“50后”、“60后”为主的“第三代诗人”和“90年代诗歌”已经构成难以回避的影响，诚如评论家程光炜所言，“70后诗人”是在“第三代诗人”和“90年代诗歌”雄踞诗坛十余年之后，在历史夹缝中艰难生长的新的诗人群落(6)。面对这种艰难，胡续冬等“70后诗人”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具有比较自觉的历史感和诗学意识，必须寻找新的可能性。而1989年即被翻译到国内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书，其关于后来的年轻诗人如何挑战传统、在与前辈诗人的竞争中实现创新而成为强力诗人的诗学思想，显然非常及时地启发和激励了胡续冬这样的初出茅庐而又抱负非凡的“70后诗人”。胡续冬等之所以采取布鲁姆影响诗学中的“偏移”即克里纳门(clinamen)作为自己刊物的名字，“在当时的青年作者中，倡导一种将诗歌技能的习得与具体现实关注相结合的‘偏移诗学’”(7)，恰恰证明了他们对于布鲁姆影响诗学的深深领悟与接受。因为所谓的“克里纳门”(clinamen)是布鲁姆借用的古罗马哲人卢克莱修的术语，是“偏转、偏离”之意，即后辈诗人要取得原创性，就要在承认前辈诗人成就的同时，尽量在某个方面偏离前辈诗人，并在对前辈诗人逐渐偏移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8) 从后来的诗歌实践来看，这种“偏移”诗学非常有效地成就了胡续冬及其朋友们个性风格的创造与发扬，特别是在语言与修辞方面，胡续冬为当代汉语诗歌做出了特别优异的贡献：“他的诗有多种类型，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类，并不采取深度隐喻的模式，而是充分施展偏移之后的‘顽劣’热情，借助夸张的滑稽模仿、大跨度的意象组接，以及‘重口味’方言、口语穿插，形成一次次的修辞爆炸，强有力地表现出剧烈变动时代中国的城市与内陆经验。”(9)按照布鲁姆的观点，诗歌之间的竞争是语言和修辞层面的竞技，诗歌就是以新的言词来替代前人的言词，用新意象替换前人的意象。作为后来者的年轻诗人如果想成为大诗人，必然要“以转义或心理防御即误读开始写作”。诗歌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它与其他诗歌的差异。而“差异、多义、异质”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追求的目标。(10)对照胡续冬的诗歌写作，他和姜涛、冷霜、蒋浩等“70后诗人”提倡的“偏移”诗学深得布鲁姆影响诗学的精髓，也与后现代性的解构立场与精神心心相印，正如2000年5月姜涛、胡续冬、冷霜和蒋浩等诗人在《四人谈话录》中申明的，他们的创作来自“写作中的反本质主义”因素，“技术”和“个人经验”在这代人的写作中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11)。胡续冬更是认为，诗歌写作应该如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所说，“努力发展你自己的癖性吧”，(12)应该“尽量让自己快乐。并且，在边写边读中享受到的快乐，跟以前力图通过文字的组合所要求的快乐有着本质区别”(13)。胡续冬的这段表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关于美的内涵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的观点，也足以解释他为何能够写出在诗坛上脱颖而出的“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如《十五之夜》《水边书》《关关抓阄》和《好日子》等”(14)。当然，更包括《太太留客》和《安娜·保拉大妈也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