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优秀作家次第登场，加之《耳朵大有福》《钢的琴》《白日焰火》等电影营造的艺术语境，以及董宝石俗常却另类的《野狼disco》等歌曲在媒介上引发的热潮，关于东北的文学书写成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最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以至于有人以“东北文艺复兴”命名这一现象，而双雪涛、班宇、郑执则自然而然地被指认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笔者长期关注这一现象，不仅因为他们的出现为寂寥的当代文坛带来些许亮色与暖意而高兴，也因为他们独异的艺术追求为当下文学带来诸多启示而兴奋，更因为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将不应被遗忘但却又在相当程度上被遗忘了的“东北往事”重新拉到人们眼前，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那场并不遥远的社会巨变给人们的生活、情感、心理、生理、思想、精神带来的深刻、深远的影响而感动、敬佩，并点赞。 但长期阅读、琢磨他们的作品，又时而有一种不满足感浮现出来。大致而言，在他们的书写中，东北在相当程度上被奇观化、幻梦化了。我当然知道这样书写的意义，即正是凭借着奇观和幻梦的美学加持，那个一度被遗忘的东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变动中迷茫的东北，才像一个奇异的巨人一样，晃晃悠悠地来到人们眼前，引人注目。客观看，如果没有这样的美学“变形”，没有幻梦般的巨人“身影”，很难想象人们会不会关注东北。毕竟，东北不是巨人，或已不是巨人。 但笔者的不满之处也就在这里：如果我们长期沉浸在这种美学变形之中，隐藏在这个巨大身影之后，我们会不会把好不容易召唤出来，还没有从幻梦中彻底清醒，也未真正看清容颜的东北重新推到远方去？说实话，这两年，我的这个顾虑越来越重。而且，我意识到，在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的话术中，这个巨人身影上的美学色彩越来越暗淡，而消费主义的镀金色彩则越来越浓重。我担心，如果我们在美学和消费的联合涂抹中将东北再次送走的话，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能力再次将他唤醒、寻找回来呢？我没有答案，特别是肯定的答案。 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东北书写”不要踟蹰彷徨，更不要半途而废，而是要在多个维度上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我们当然要继续凸显幻梦的、巨大的东北“身影”，因为，毫无疑问，在骤然的历史变动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层累了太多看似荒诞不经实则真若磐石的故事与现象，其中的历史与美学能量，远未释放出来。毋宁说，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书写这样的东北故事时，一定要守住艺术底线，不要用消费主义的镀金美学——有时看上去非常美丽——稀释乃至替代文学的多彩的梦。我们还要呈现可能不那么梦幻，甚至因逼真而矮小的东北“身体”。因为，这样的身体或许不够高大，但里边凝聚着同样丰富的人生故事与况味，凝聚着同样多的理想、梦想、幻想，凝聚着同样多的打拼、挣扎、搏杀……换言之，这个并不高大的身体才是那看似高大实则虚幻的身影的内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步步走近东北，最后，走进它的骨肉、魂灵中。 就目前看，我们尤其需要直笔“硬写”的东北。因为，有了这样的书写，我们对东北——艺术的与现实的——的认识，才会更全面些，更可靠些。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东北，既经历过辉煌也品尝过苦难，并因辉煌苦难转换节奏太快而心理落差太大，一度痛苦迷惘而又正在渐渐苏醒前行的东北真正留住——留在文字中，留在人心中。 就在这个时候，我陆陆续续读到了蓝石的一些书写东北的小说。我觉得，他的小说就是“硬写”的代表，或者，借用曹寇的说法，是“经验写作”，“使用自己有限的才能书写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①因此，他笔下的东北往往是“硬写”的，是去奇观化、幻梦化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阅读双雪涛、班宇、郑执作品时的不满足感，并为“东北书写”提供了不一样的叙事维度与美学空间。现在，这些小说以《但总有人正年轻》②为题出版了，正好可以谈一谈。 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小说相比，蓝石“东北书写”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小说里边没有“英雄”——不仅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英雄”，也没有所谓的“失败英雄”，甚至连“反面英雄”也没有。这使他的作品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显得很是突兀，自然也就别有意味。 略微回顾一下，就会知道，这些年“东北书写”之所以一纸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提供了许多“英雄”形象，特别是一些失败的“悲情英雄”形象，勾连起了人们的东北记忆，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重工业基地辉煌一时的东北记忆，进而让人们反思，这样的历史是如何消失的，这样的“英雄”又是如何失败的。 在这方面，双雪涛可谓佼佼者。他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里，除了少年作恶、中年发迹、一生世故的庄德增，其他人物身上，几乎都洋溢着英雄色彩。李守廉，原先是拖拉机厂钳工，劳动模范；失业下岗后，尽管一个人带着女儿李斐苦苦撑持，但却从未失掉人的尊严，生活朴素、清洁、有礼、有节。警察蒋不凡误认他为杀人凶手，开枪击伤他，同车的女儿被追尾的卡车撞成瘫痪，他惊怒交加下把蒋不凡重创成植物人，被迫走上凶险之路，深藏浅出，但依然行止从容，本色不改。而当两名城管在执法中造成一名12岁女孩面容被毁的悲剧，有关部门行为不公，庇护为害者，他激于义愤，杀死城管，虽然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罪人，但同时也成了民间伦理中的侠义之士。庄德增和傅东心的儿子庄树，童年淘气，少年觉醒，成为一名警察，始终元气满满，挺拔向上。傅东心，虽无意中嫁给了庄德增，但一生知黑守白，沉稳静穆，为人敬重。李斐，美丽纯真，即使意外遇险，身体瘫痪，失去正常生活，失去爱情，但却从未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以柔守刚。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摩西”，或者说，想做“摩西”，救助自己，也救助他人走出“苦海”。他的《飞行家》中的李明奇，人生畅达的时候，想的是高空，是飞行；人生失意了，被踩在泥土中了，想的还是高空，还是飞行，而且，是带着穷朋友一起飞行，逃离贫寒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人要做拿破仑”，“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③他的《大师》中的棋王“父亲”，在与和尚对弈时，明明胜券在握，却有意失误，让对方赢了自己。这一让，不仅在棋上给对方留了活手，也在生活上为其留了余地，颇有仁义大家气象，尽管这时他已衰老、落魄至极。读着这样的文字，看着这些人的言行，禁不住想起了陈年喜的一句诗：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