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内理论家”的贺敬之与“新时期文学”初期的秩序重建

      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时，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当时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圈内存在的不同文化力量。有研究者就将当时的文化场域概括为三种互相渗透又彼此分化，有着各自场域规则的文化空间网络：“以重新塑造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权力内部的理论界、以现代学院体制知识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学术界和以民间的、跨学科的公共领域为活动空间的公共思想界。”①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力量在80年代的不同阶段先后成为主导性力量，以各自的方式形塑了“新时期”的文化格局。在王学典看来，从“文革”结束到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这一时期最醒目和最活跃的是第一种文化力量，他们的身份多为“党内理论家”，代表人物有周扬、于光远、黎澍等。②事实上，这群“党内理论家”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亦存在观点博弈。除了上述提及的这些人之外，贺敬之也是其中非常重要却又鲜少被关注的一位。

      自迈入文坛以来，贺敬之一直以“诗人”和“剧作家”的身份为文化界所熟知，研究者也多聚焦于他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但贺敬之不仅是“诗人”和“剧作家”，还是十分重要的文艺工作领导者。1976年11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贺敬之便调回文化部参加核心组工作。1977年12月，中央决定改组文化部领导班子，贺敬之被任命为四位副部长之一。1980年2月，贺敬之兼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7月，他又由文化部调到中宣部任副部长。③可以说，作为文艺领域的高层领导者，贺敬之完整且深入地参与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秩序重建。

      贺敬之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发表了一些关于诗歌和戏剧创作的理论文章，但未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有过系统探索。这或许是他后来多次强调自己不是“文艺理论家”的原因之一。④但是，在“新时期”初期，贺敬之发表了大量有关文艺理论、方针、政策问题的讲话，这固然是他当时身为文艺工作领导者的职责所在，却在实质上对“新时期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贺敬之在“新时期”对文艺理论的思考始终与文艺工作领导者的身份密切相关，他不是就理论谈理论，而是始终在党如何组织、领导文艺战线的大局观下思考文艺的发展。因此，透过这一时期贺敬之的相关讲话和报告，分析其对文艺形势的判断和相关文艺路线的阐述，或许可以让我们管窥“新时期文学”在历史转轨期曾有过的规划与图景。

      一、断裂还是延续：“文艺”如何回应“新时期总任务”？

      贺敬之刚入文化部时的工作处境并不理想。“核心组负责人对他客客气气却从不交心。他对部里运动和业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也是客客气气地被拒绝或搁置，许多重要情况和重要决定甚至不让他知道。”⑤可以说，直到1977年12月中央改组文化部领导班子之前，贺敬之一直是其中的边缘人物。因此，贺敬之真正参与“新时期文学”秩序的恢复与重建，是在他正式就任文化部副部长之后，而这一时期，正是近年来讨论颇多的“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

      黄平将“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性起源追溯到1978年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⑥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⑦。在黄平看来，五届人大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的核心是一套“现代化”表述，“新时期文学”正起源于这一“现代化”叙述在文学层面的召唤与实践。⑧然而，当我们重回历史现场，仔细阅读当时文艺界回应“新时期总任务”的相关论述，就会发现这一号召落实到文艺界自有其复杂性。

      

      1983年，贺敬之在中宣部办公室

      1978年5月18日，《人民戏剧》杂志社召开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从后来会议报道的标题“繁荣戏剧创作，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可以看出，这场会议是对五届人大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的直接回应。⑨会议邀请了27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部队的剧作者近百人参加，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也应邀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贺敬之讲话的题目为《戏剧创作要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其中包含了他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方向的相关规划。⑩讲话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关于文艺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的问题”，“要采取‘放’的方针”，以及“关于戏剧创作的组织领导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中，贺敬之指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服务，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具体体现“粉碎‘四人帮’，在文艺方面就是为了继续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提出文艺为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服务，就是在这条道路上开始文艺工作的新征程。”(11)可见，对于当时的贺敬之而言，“新时期文学”秩序的恢复应从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若非引用原文，一律简称《讲话》)以来的规范开始。在接下来的报告中，贺敬之又提到了一些文艺的具体问题，其基本的主张依然是希望能恢复“文革”前十七年文艺的相关规定。例如在谈到文艺如何反映“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和主要的矛盾斗争时，贺敬之强调应当恢复被“四人帮”歪曲、破坏的革命现实主义，以及继续实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12)在戏剧的题材问题上，除了提倡题材的多样化外，他强调书写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创造典型人物以及塑造当代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重要性。(13)贺敬之的想法代表了当时文艺界的主流认识。在这次会议上，恢复被“四人帮”歪曲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坚持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是参会人员的共识。显然，文艺界在回应“新时期总任务”这一时代的总体号召时，更多地是在与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的思路中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