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3]08-0089-12 一、底色苍凉悲壮的抗战文学轨迹 在现代文学史上书写爱国主题的作家中，老舍占有独特的地位，不仅因其庚子国难烈士之子的身份，更是由于他的抗战书写贯通了现代文学史。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京城护军士兵，殉难于1900年8月15日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①父亲的悲壮殉国给老舍的心灵涂上了苍凉悲壮的底色，也种下了赤诚爱国的种子。1917年，老舍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野外演战时作《过居庸关》：“啼猿促归客，驻马叹兴亡。丸泥无要塞，执戈谁国殇！”②字里行间，起伏跌宕着屈原《九歌·国殇》的慷慨悲壮之气。此时此刻，他所怀想的国殇英雄，未始没有在“庚子事变”中殉国的父亲吧。1921年2月5日，老舍作新诗《海外新声》，艺术上虽然尚嫌幼稚，但诗中希望留学日本的友人在岛国“要设法超度他们，/快快脱了军国的劫数！”(《老》13：410)已经透露出对军国主义的警惕。1923年，老舍在南开中学任教时发表的短篇小说《小铃儿》，本名德森的小主人公，其父早年战死，因而富有爱国心，既恨日本侵略者，又恨卖国贼，为此，与同学“弄一个会”，炼体强身。在这个少年身上，不难找见心底铭刻着国殇的作者的影子。老舍的早年习作，即见不忘国仇家恨之根芽，登上文坛之后，随着思想的发展与时事的刺激，爱国主题渐渐生长，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其抗战书写更是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写于伦敦的《二马》，在剖析国民性的同时，也写出伦敦华工中有一类“有血性的苦工人，不认识字，不会说英国话，没有什么手艺，可是真心的爱国，宁可饿死也不作给国家丢脸的事”(《老》1：609)。1930年7月，老舍应聘到齐鲁大学任教，见到济南城墙上的弹痕，得知两年前日军在济南屠杀我军民五千余人、残害我外交人员的情形，由此想到“庚子事变”中战死的父亲，不禁悲愤交加。他以惨案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一改幽默风格，倾注了满腔悲愤，不料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尚待发表之际，日军于1932年初挑起“一·二八事变”，老舍这部泣血之作的手稿连同商务印书馆的大半个家业焚毁于战火之中。强敌压境，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而当局政治腐败，对内横征暴敛、强剿滥捕，对外拱手揖让、束手无策，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身上种种精神痼疾附着不去、浑然不觉，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启蒙与救亡的宏图大志仍是一个焦虑之梦。老舍同郁达夫、闻一多等有过海外漂泊经历的学子一样，羁旅异国时对祖国魂牵梦绕，回到故土却发现流弊丛生，不禁大失所望、悲愤不已。愤懑、失望、焦虑，使老舍情难自抑，他在1932年创作的寓言体长篇小说《猫城记》里，无情地解剖猫国政治黑暗、社会弊端及国民性痼疾的同时，强烈地抨击了“矮人”对猫国的侵略与政客的投降：外国人打进来了，来自地球的中国人“我”希望与猫国人小蝎一起到前线去看看，敌人明明在西边，而猫国军队却往东集体溃逃。有良知的大鹰、小蝎不忍见国破族亡，毅然自杀，无耻的大蝎们却争先向多数都比猫人矮的敌军投降，结果被杀。“他们假如一致抵抗，我不信他们会灭亡。我是反对战争的，但是我由历史上看，战争有时候还是自卫的唯一方法；遇到非战不可的时候，到战场上去死是人人的责任。褊狭的爱国主义是讨厌的东西，但自卫是天职。”(《老》2：286)尽管这是荒诞色彩浓烈的虚构作品，但是读者分明能够感受到“九·一八事变”后愈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的刺目折光，“我”的议论也透露出作者的真实想法。 “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带来巨大震惊，对日本怀有国仇家恨的老舍尤其痛心不已。日本在吞并东北的过程中，为欺骗国际舆论，时有缓兵之计，国民政府曾经寄希望于“国联”主持正义，不肯全力御敌。老舍针对此种怪现象，于1931年12月在《齐大月刊》第2卷第3期发表讽刺诗《日本撤兵了》，讥刺社会上义愤三分钟热过之后军训操场不见人影，人们只顾眼前一己之利，盲目乐观，敌国之货照卖，甚至“官吏纷纷到东北去”。1932年3月出刊的《齐大月刊》第2卷第6期刊出老舍的一首新诗《国葬》，献给一位“爱国的男儿”，因为“同队的朋友已经死尽”，无人晓得眼前这位殉国者姓什名谁、故乡何方。“中国是你的慈亲，/你有四万万兄弟姊妹。”“你没有衣冠，/你没有棺木，/你没有鲜花，/你没有悼祝。/头前插一片木板，用血写着‘爱国的男儿’，/身上覆盖了几锹黄土；/这便是你的国葬，男儿，/男儿，这完整的国旗作你的衾服。”深沉的悼念、由衷的敬意，献给一位无名烈士。当作者写作这首诗歌时，内心深处也许会升腾起自己父亲的形象。只知父亲殉国，而未见其遗容，不知其所终，正是千千万万无名烈士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家仇未报，又添国恨，老舍心中怎能不涌动着炽烈的爱国激情？秋风染红了树叶，老舍赋诗《红叶》，不仅想到玫瑰、晚霞、胭脂血，而且想到“流尽了西风，流不尽英雄血”(《老》13：421)，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九·一八”周年。 爱国情愫在老舍的文脉中源源不断。1933年1月，《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刊出老舍的《慈母》：“没见过比它再伟大的东西，/因为它的名字叫‘国’。/在那淫腐的巴黎，/或是崭新的赤俄，/我低首独行，‘中国人’，/背后那么指着我。”“在梦里，我游着雅典与伦敦，/却像红莲绿柳的那片江浙。/我听着西伯利亚的夜莺，/或是世界语的秋风瑟瑟，/这些音乐在我心中的抑扬，/是李白杜甫用惯了的平仄。”诗中强调拥有泰山、扬子江、松花江与洞庭湖的中国，显然是对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扶植下出笼的伪“满洲国”的强烈抗议。在中国现代爱国诗的创作上，老舍与闻一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较早地摒弃了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包括清末的种族革命意识)，深爱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国，并且老舍作品的爱国文脉更长。他在正面抒发爱国情怀的同时，总是伴随着对侵略者的抗争、对卖国者的憎恶和对怯懦者的不满。1933年1月1日，日本以陆海空优势兵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虽殊死抵抗，以阵亡413人、伤174人的代价，毙敌200余名，伤其180余名，但山海关还是于1月3日失陷。此前，日军就曾经诱降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汤氏未敢公然投敌。当日军5万兵力多路进攻热河之时，汤氏所辖第五军团门户大开、节节败退。汤氏征用汽车240辆，于3月2日晚装其私人财物送往天津；3日下午，汤氏率部撤出，留下一个无兵守卫的省城承德；4日午，日军先头部队128骑“未费一枪一弹，唾手而得热河省城”，承德武库所存“新枪两万余支，子弹数百万发，库存现洋数十万元，全部军需，尽数资敌”。③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国民政府于3月8日颁令褫夺汤氏热河省主席一职，彻查严办，张学良下令通缉弃职潜逃的汤玉麟。中国东北军王以哲、万福麟、何柱国三个军，晋军商震部、西北军宋哲元部与中央军徐廷瑶部等，在长城一带阻击日军，从3月9日战至5月25日。5月31日，中国被迫签署《塘沽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国民政府已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把冀东、察北的大片国土拱手让敌，使华北门户洞开。它标志着日本侵略东北计划的完成和全面侵略华北的开始。”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