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3)09-0041-13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以往读者仅从鲁迅的文字得知双方互有恶感①，而对鲁、顾交恶的原因，在百年鲁迅阅读、研究史上，鲜有专文探究。直到世纪之交，顾颉刚之女顾潮在为其父作的年谱和传记中涉及此事②，特别是《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先后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出版③，读者才从中了解到顾颉刚一面有关鲁、顾交恶的说法。据顾氏日记，鲁迅与他结怨的原因是，“由于我告陈通伯(即陈源，笔名西滢，字通伯——笔者注)，《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④。此说引发公共空间热议，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一度成为热点话题⑤，并因文化政治立场不同，学术标准分歧，导致思想观点对立，甚至选边站队。由此催生了王富仁先生精彩的系列论文，将鲁、顾冲突作为现代中国文化转型诸多矛盾中的典型个案，从学术思想门派理路及个人学识、史识、胆识等多层面系统梳理论述⑥。此后，有关争论逐渐偃旗息鼓。 然而，争论热度降温，并不意味着问题全部澄清。鲁、顾交恶的首要原因是否确如顾颉刚所说，由于他告陈西滢“鲁迅剿袭盐谷温”，就是应做细致探讨的问题。王富仁是从现代文化学术思想的宏观视野廓清问题，对具体事件探析则基本从略；其他研究者的功夫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搜集原初资料，梳理鲁迅与顾颉刚交恶过程的线索⑦；二是将《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进行文本细读比对，在此基础上，将两书置于现代学术体制创建背景中，扎实探讨两书及其作者治学的异同⑧。这些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有关鲁、顾交恶的首要原因，有人认同顾颉刚所言⑨，并沿着顾颉刚提供的思路争鸣、探寻、解释。这里的问题是，顾颉刚“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其详情鲁迅如何得知？也有人不认同顾颉刚的说法，但对此一笔带过，并未深究⑩。而与此关联的问题是，此案中鲁迅和顾颉刚各自究竟是怎样的态度和做法？虽有对《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事件相关史料的梳理，但尚欠缺深度分析。 判断鲁迅和顾颉刚对待此事的态度，需谨慎研判史料。鲁、顾有关此案的两类文本差别显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截然相反的写作用意与客观作用：鲁迅有关“抄袭”事件的言说，只有三次，都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前两篇是对陈西滢的回应，或曰笔战中的“反击”(11)，后一篇是对此事件的总结，他等待了十年，才有机会做结论(12)，而《鲁迅日记》不记，书信未提；顾颉刚涉及鲁迅抄袭的文字，只是日记和书信，生前从未公开发表过。鲁迅杂文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公开表达个人意见，不能触犯权力禁令又得经受公众检验，所以必须事实清楚、逻辑严密、行文严谨。鲁迅有关“抄袭”事件的文字从未提及顾颉刚，可断定，对顾颉刚在此事件中的参与度或起到的作用，他并未掌握确凿证据，书信、日记都不提，可见也不怎么重视；顾颉刚日记则是在绝对安全状态下的私人书写，主观性强，直抒胸臆、少有顾忌、甚至罔顾事实也无所不可，然而顾氏日记又是准备日后公开的，明显以他人为读者。那么，依顾氏说法，陈西滢发布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流言来源于他，这当然可信；但据顾氏揣测判断鲁迅的态度，却未必可靠。本文认为，顾氏所言无疑是重要史料，但是，史料的真实不等于事实的真实。在《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发生70年后，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干扰的当下，再来研究这桩纯属私人纠纷的旧案，其意义在于：通过客观解读原初史料，深度探察相关细节，分清夹杂于私怨中的公心，彰显鲁迅与顾颉刚在处理个人恩怨中的格局与气度。 二、顾颉刚言说的疑点 鲁迅文字中对顾颉刚的格格不入，是到厦门大学之后才出现的。在北京时交往不多，两人日记均记有几次正常来往。到厦大后，最初北京同去的几位“同室办公，同桌进食”(13)。不几天，《两地书》中鲁迅流露对顾颉刚的观感：“浅薄”“语言无味”(14)。同事二十多天，鲁迅就谈到两人关系的微妙：“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他了。”(15)随着共事时间加长，了解越深入，鲁迅私信中有关顾颉刚的负面信息和评价越多。重要的事有二，其一，对章廷谦(川岛)厦大谋职，顾颉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16)，鲁迅评价其为人“阴险”(17)。其二，厦大风潮中，顾对校长林文庆的态度为鲁迅所不齿，《两地书》称：“这里所要的人物，是：学者皮而奴才骨。他们却连皮也太奴才了。”(18)尽管如此，鲁迅并未公开自己的恶感，只是尽量少与来往(19)。所以，直至鲁迅离厦任教中山大学，顾颉刚没觉察出鲁迅“恨”他。 顾颉刚日记与书信多次言及的“由于告陈通伯”鲁迅“恨我刺骨”之说，是在得知鲁迅到中山大学，拒绝顾所引荐的教员之后，顾颉刚分析原因而得出的结论。研究者常引用的说法有三次，集中于1927年2、3月间。一、最早是顾氏1927年2月11日日记补记： 宾于告我，闻川岛言、鲁迅说，“宾于、式湘因为是顾颉刚荐的，所以偏偏不用。”他现在正托川岛觅国文教员。按，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20) 二、1927年3月1日日记，总结鲁迅之所以恨他，首因仍然是“揭出剿袭”： 1.揭出《中国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温书。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21) 三、1927年3月19日致容庚信： 因鲁迅在那边做教务主任，他因我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的蓝本，恨我刺骨，时时欲中伤我也。(22)这都是事过之后倒推前因，并非事发当日的记述。顾氏如此归因，是因感到鲁迅的敌视而揣测，不是依据事实推论。这种揣测，无意中显露顾氏的心理：他原以为，自己在《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作为，鲁迅不可能得知；直到从传言得知鲁迅与他势不两立，才觉出事情严重，而能解释这种严重程度的，必然就容易联想到暗中严重损害鲁迅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