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彷徨》诸篇中，《离婚》所受关注不及《祝福》《示众》等篇什，更遑论《呐喊》里《狂人日记》《孔乙己》等早期名文，这与它的“难解”密切相关。本文认为造成《离婚》“难解”最重要的原因是鲁迅的“写法”之变，以致后世读者因各种“阅读障碍”造成文本细读之失。所谓“写法”之变指的是从《狂人日记》《药》等早期小说到《离婚》，鲁迅小说批评、创作观念的不断调整，其间又和他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以下均简称《史略》)密切相关。 《离婚》的“难解”正与理解《红楼梦》“命意”之“难解”类似：启蒙者看见农民的愚鲁和奴性[1]；革命性质阶段论者视爱姑为“辛亥的女儿”[2]；着眼私处者看见鲁迅个人情感生活的投影[3]；权力博弈论者看见了绅民、城乡之间的压迫结构[4]。本文认为考察《离婚》“难解”的关键在于理解鲁迅20世纪20年代逐渐成熟的小说观念，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对《离婚》的阐释和评价，还涉及鲁迅小说创作前后期的变化问题以及造成这变化的缘由。鲁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均简称《大系》)时将一直不为人所关注的《离婚》选入《小说二集》，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清理与评价自己的小说。如果我们不只是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看作新文学前十年的史录，而视之为一篇小说创作论，便可从中管窥鲁迅晚年的小说批评理念，因为它关乎《离婚》的“入选”以及“难解”问题。鲁迅在这篇序言中透露的小说批评理念又需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正是《离婚》写作之际，同时也是治古典小说之时。应该说，《史略》的撰写并非仅是“清儒家法”，与现代小说创作也非各分畛域，它们之间实有潜在的互动关系，疏通其中的关联，便可明了《离婚》的“写法”成熟之源与“难解”之因。 一、晚年鲁迅的“治史”眼光与《离婚》的“入选” 1935年1月下旬，鲁迅开始编选《小说二集》，择选了自己的四篇小说：《离婚》《狂人日记》《药》《肥皂》。截止《小说二集》所选小说的收束时间，除了《铸剑》《理水》《采薇》《出关》《起死》五篇小说还未写定，鲁迅写作生涯里的绝大部分小说已经完成。那么，鲁迅为何在为数众多的作品中选择这四篇，尤其是将关注度并不高的《离婚》编入《小说二集》呢？对此，首先需要了解《大系》的整体编选思路。 编者曾交待编选目的： 第一个十年间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精粹成绩，由各部门有专长而有历史关系的文学家，全体动员编选。在十年间所有杂乱的材料里，用客观的态度选辑有历史价值之作品。十年间的代表作，可称无一遗漏。 把十年间的文艺成绩做一次清算的工作。 给过去的新文学运动下一次历史的定评。[5] 这段介绍的关键词是“清算的工作”与“历史的定评”。自1984年以来，虽然“大系”又陆续出版了第二至五辑，但与第一辑相比，以后几辑均反响平平。事实证明，这份实绩是由《大系》首辑的历史定位以及各板块负责人的编选眼光所决定，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第一辑《大系》的“经典化”不唯编辑团体的文坛威望，更重要的是各位编辑对这十年文学史的态度。这套质量如此之高的大系仅一年多的时间就编毕出版，根源于这项“治史”计划本身的历史价值。根据赵家璧回忆，当他把这项编辑计划告诉鲁迅后，鲁迅十分赞成，仅略表谦让就接受了邀请。鲁迅本人在1935年2月也谈及编辑《大系》一事： 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6] 显然，鲁迅对新文学前十年的成绩相当认可和珍视，而赵家璧的计划正合鲁迅之意。鲁迅也想通过清理这十年间的文艺成绩，评选出一些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作品，甚至有以这十年的创作为标准，衡量此后作品的意思。从鲁迅负责的《小说二集》编选导言来看，大体不脱《大系》“清理”与“定评”的总体思路，以期刊和文学社团为范围进行清理与评论，并说明编选理由。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系》强调“精粹成绩”，但鲁迅又注重兼及“时代感”，例如选取了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这篇小说在艺术价值层面达不到“精粹”的标准，但鲁迅依然将它选入，原因是它“诉说婚姻不自由的痛苦，虽然稍显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7]。也就是说，尽管不是圆熟之作，但因为与时代的共鸣而具有了入选的资格。“时代性”和“艺术性”兼顾正是鲁迅的编选思路，事实上，他在选取自己的作品时也是依此行事。 具体来看，鲁迅将选入的四篇作品划分成两个历史阶段。《离婚》属于后一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是《狂人日记》《药》。如是划分，鲁迅自陈道理，《狂人日记》《药》入选的理由是“‘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而且，鲁迅用相当的篇幅阐述了这深切的表现与欧洲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8]，在说明小说与果戈里、尼采以及安特莱夫的关联时更多强调了它们的思想价值而不是“写法”问题，这符合鲁迅在“文学革命”伊始的热切心态，思想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正是由于早期作品表达的深切和明确，读者很快就理解了鲁迅的写作意图，例如吴虞的名文《吃人与礼教》便是最有影响的回应。16年后，鲁迅在编写《大系》时看重的仍然是“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一点。实际上“格式的特别”同样引人注目，1923年，茅盾强调《狂人日记》对当时青年最大的影响却在体裁上[9]。作为最早尝试小说写作形式变革的鲁迅自然清楚这一点，但他选择编入《狂人日记》《药》更在乎的是对青年思想的冲击力。《离婚》则不同，作为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品，鲁迅将它与《狂人日记》《药》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