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范式之一，内蕴着中国学界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创造。一般认为，“历史化”思潮“表现出反本质主义、反形式主义的认识论倾向”[1]，打破文本“内部性”和“审美性”幻觉，完成了从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方法转型。学界以往主要聚焦于“历史化”的理论资源、内涵、特征、可能和限度等议题，对“历史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即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和渗透性的研究范式如何达成这一议题尚无充分研究。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取得了哪些最新进展？作为一个学术谱系如何生成和演进？“历史化”如何经历从西方理论到中国方法的转变？“历史化”研究的经验何在？又应作何反思？通过“历史化”理解中国当代学术范式的内在更新，提炼中国学者的理论智慧，进而建设一种与世界对话的中国阐释学，是本文的学术关切所在。 一、“历史化”研究的崭新探索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历史化”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学学科主流研究方法。此阶段，曾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引领“历史化”研究潮流的洪子诚再次以《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材料与注释》《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等著作探索着“历史化”的崭新可能性。这四本著作虽非严格理论规划的结果，客观上却探索了三种“历史化”的新可能：文本解读的“历史化”(《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史料解读的“历史化”(《材料与注释》)；文学关系的“历史化”(《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呈现了洪子诚“历史化”文本解读的探索。主要方法包括：在接受史中读文本；在版本变迁中读文本；在个体阅读史中读文本。洪子诚的“阅读史”标明“我的”，即区别于公共阅读史，但《我的阅读史》并非一般性的个人阅读史，而是吸纳了“接受美学”方法，呈现文学接受的阶段性、过程性和历史语境性的“阅读史”。洪子诚所念兹在兹者，是通过文本接受的差异化而重返不同的历史具体性中。洪子诚由自我阅读史而“直面当代历史的‘情感结构’”[2]，他对巴金《家》、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加缪《鼠疫》等经典作品的解读，并非要提供确定的新答案，而是揭示文学“理解”是如何与特定语境紧密相关。呈现“历史”的敞开性而非确定性，正是洪子诚“历史化”方法的精义之一。 《材料与注释》是洪子诚对史料进行“历史化”的独特探索，包含了一种历史阐释的“自限性伦理”。《材料与注释》处理的对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而是包括“讲话”“会议记录”“社论”“检讨书”等特殊文类的非虚构历史文本。值得注意的是，洪子诚干脆放弃了“文章”的形式，不惜“降格”为“注释”。从材料到文章，离不开考证、推理、演绎、思辨和阐释，而主观投射和理论建构往往在丝丝入扣、严丝合缝中产生。化阐释为注释，意味着对“强阐释”的警惕。所谓“强阐释”是指阐释者以鲜明的价值立场、论述激情和学术架构对历史作出的叙述和判断。“强阐释”以积极的历史主动性发声，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阐释”不容置疑的立场却不利于对诸多不同声音如何产生、何以如此作出客观辨认。《材料与注释》对阐释主体、阐释文体、阐释语调等元素存在的“主观性”都保持警惕，意味着自限性被提升至阐释伦理的层面。中国当代学者的“历史化”实践，从借助西方理论资源进行“历史化”，到将西方理论加以“历史化”，再到对阐释对象、阐释主体、阐释语言进行“历史化”，实现了“历史化”的纵深拓展。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洪子诚对国际文学关系加以“历史化”的探索，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比较文学思维。不同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洪子诚并不一般化地谈“影响”。比如他谈爱伦堡，却不是谈“爱伦堡在中国”，而是谈复杂的中外历史语境如何影响“当代文学”对爱伦堡的接受。这不是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而是以“相关性”为方法的研究：通过“相关性”问题的穿针引线，“世界文学”成了认识“当代文学”的镜像，“相关性”也成为新的“历史化”方法。洪子诚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出发的“相关性”方法提示着：与其说存在某个确定的、整体的“世界文学”，不如说“世界文学”总是各国“当代文学”视野中差异化、语境化、错动的“世界文学”。《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遇，也是“历史化”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对话，显示了中国学派为世界文学提供中国方法的理论创造力。 对“历史化”做出新探索的学者还有吴秀明。吴秀明较早关注并长期跟踪历史文学和当代文学史料学问题，他近年的研究集中围绕史料问题和“历史化”问题展开，并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等书。虽有洪子诚、程光炜、李杨等人的研究在前，吴秀明的“历史化”研究自有其重要的学术开拓性：第一，重视基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经验对“历史化”问题进行理论建构。相比之下，洪子诚和程光炜等学者更侧重于“历史化”学术实践。洪子诚将“历史化”诉诸当代文学史、文学文本、文学关系等对象；程光炜以“历史化”方法“重返八十年代”，其近年的莫言家世考证也侧重于个案实践。吴秀明则力图对“历史化”问题进行多层面、多维度的理论建构。《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历史化的本体构成与知识谱系”，中编“历史化的主要路径与研究方法”，下编“历史化相关专题探讨”。全书力图对“历史化”的知识谱系、展开方式和相关论题作出宏观而整体的研究，有力推进了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的理论化进程。第二，构建了宏阔且有可实践性的“历史化”研究框架。吴秀明既重视“为何历史化”的理论思辨，也重视“如何历史化”的理论应用。他将“历史化”落实在“述学文体”“经典化”“文学史”“史料学”等研究范畴中，使“历史化”具有更强的及物性、实操性，在如何将“历史化”与原有研究范畴相结合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示范。第三，追求更加辩证的“历史化”方法论。吴秀明努力廓清“历史化”与诸多周边命题的关系，对“历史化”与“文学批评”“文学性”“历史观”等问题作了深入、理性的辨析，使“历史化”获得更丰富、多元、辩证的理论品格。比如，吴秀明认为“历史化”的目标在于获得更客观、稳定的历史叙述，但他也强调“历史化”对异质性元素的发现和敞开，这是很有价值的“历史化”思想。我们知道，结构主义强调从个别到一般的思想方法；后结构主义则更强调发掘为“结构”所压抑的异质性经验。事实上，以一般压抑特殊，或因特殊否定一般，都不免陷于偏执。不相信一般性，容易将历史叙述虚无化；只相信一般性，则容易导致理论论述的封闭。强调“历史化”对异质性的发现，实质是强调当代文学研究应是稳定性和开放性的结合。这种“历史化”的思想方法不无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