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全体与会代表作《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是第四次文代会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会议组织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新旧文艺观念剧烈交锋的历史时期，文艺界亟需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出面，对“文革”结束以来一直争论不下的许多文艺问题，给出清晰的界定与解答，为正在重启的文艺创作指明方向。《祝词》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文艺状况和当时创作形势的清醒评判，对党的文艺方针的历史性扭拨，对未来党领导文艺工作新型方式的倡导等，凝聚了一个文学史的共识——“这个祝辞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①。这种基于大历史观的评价当然是准确的，但它也容易使人们对《祝词》形成一种简单的“破”与“立”的认知，忽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祝词》的起草及其精神讨论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罅隙”。作为新时期文艺创作和管理的一个原点性文献，《祝词》需要被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细致考察。 一、《祝词》的起草与大会反响 《祝词》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坛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然而有关其起草的具体细节，却一直鲜有史料述及。张光年的日记记载，1978年年底文联为筹备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了一次办公会议，会议“决定抽调三、四人成立起草组”，并确定了“陆续起草以下几项文件初稿”，其中一条，就是“为中央负责同志提供讲话初稿”②。然而，随后包括张光年在内的众多文艺界领导，都没有再次提及这份初稿写作的具体情况。有史家曾就这一问题专门采访过当年大会筹备组的顾骧同志，据顾骧回忆，为准备邓小平同志的《祝词》，周扬一开始曾成立过一个起草小组，成员中有顾骧、唐因、刘再复等人。但三人写成的稿子却没有被中央采用，《祝词》是后来另行找人起草的。但是这个“后来”的过程，顾骧也不了解。③ 由于缺少相关史料，有关《祝词》起草的详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学界的一个未解之题。直到2005年邓力群出版“自述”，有关《祝词》起草的作者及过程似乎有了一些眉目。“自述”对《祝词》的起草作了如此叙述：“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是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张作光。从起草、修改到定稿，反复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卫建林多次商量，确定由卫建林负责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几稿后，我们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也送周扬一份。周扬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同意周扬的意见，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④ 给文代会起草《祝词》，却不由文艺界的重要人士牵头并参与其中，邓力群对《祝词》起草情况的追述虽有些出人意料，但“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和“胡乔木作了修改”的说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较为吻合。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人事更动，邓力群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至新成立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主要协助中央和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同时中央也改组了文件起草班子，此后党中央的文件起草，主要转到了胡乔木手里。另一方面，从胡乔木、邓力群在第四次文代会主题报告意见征集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当时胡乔木与胡耀邦在“思想解放”问题上存在较多共识的情形来看，中央将《祝词》交由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起草，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由于要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文艺运动，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胡乔木、邓力群在看完报告初稿后联合署名致信胡耀邦和周扬，就三个问题提出了意见：一、报告应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希望在新形势下作出新的、好的提法；二、如何界定新时期文艺的目标、任务和功能；三、文艺究竟需要什么性质、什么范围的领导，党将来要如何领导文艺。⑤信中对这些问题的诸多思考，不同程度地与胡耀邦的意见不谋而合。比如关于新时期文学艺术目的、任务等的界定，胡乔木在信中就明确提到“可加上胡耀邦同志提的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的意思”。而且，从信中所提意见以及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报告的讨论情况来看，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胡乔木的看法较周扬更明确，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方面，胡乔木比周扬更坚决⑥。因此，在当时力促“思想解放”并全面介入第四次文代会筹备工作的胡耀邦看来，让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负责起草《祝词》，或许要比周扬、顾骧等人起草的文稿更能体现中央的精神，这大概就是顾骧所说的他们“三人写成的稿子却没有被中央采用”的原因之一。程中原在一次与哈佛学者的对话中也曾提及，邓小平的《祝词》由“邓力群主持起草”，并“由卫建林执笔，贺敬之提了很好的意见，胡乔木作了最后的修改”⑦。对照后来公开发表的《祝词》可知，胡乔木、邓力群信中提及的不少意见均不同程度地被写入了文本之中。 依照邓小平的指示，《祝词》就不可能像周扬的报告那样洋洋洒洒地长篇论述，而是一种言简意赅的“顶层设计”。《祝词》虽然只有四千余字的篇幅，但每每落笔当时的文坛关切，包括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和文艺工作者队伍，如何看待当时的文艺局势，如何定位和开展新时期文艺工作等。在那个思想观念充满分歧、国家中心工作正面临转轨的历史时期，《祝词》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既在整体上坚持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又对它加以必要的发展；既体现着党对过去文艺工作的反思，又饱含着国家对文艺工作者重返岗位的热切期盼；既凝聚着党领导文艺事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又不乏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展望与设计。结合历史与现实，《祝词》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当时许多困扰着文艺界并迫切需要作出解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