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工作”和文类的批评遭受诟病，似已成为无可改变的常态。在很多人特别是创作者眼里，包括诗歌批评在内的各类批评，是依附于创作故而低后者一等的。尽管英国诗人蒲柏曾以700余行的诗作《论批评》，对批评的准则、优劣及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批评家进行过详细的辨析，但在另一位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看来，批评只是一件“不光彩的行当”。英国诗人、批评家阿诺德在引述华兹华斯的观点后虽提出了“批评果真是令人困扰而有害的职业吗”的质疑，却也不得不承认，“诚然，批评的力量次等于创造的力量”。①另外，就批评本身来说，创作潮流的更迭和阅读需求的变化，会使之不断面临批评家德曼套用法国诗人马拉美“诗的危机”所说的“批评的危机”②，这就敦促批评家总是在努力地寻求理论、方法的“推陈出新”。 倘若从胡适的《谈新诗》(1919)算起，伴随中国新诗诞生而出现的诗歌批评，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仅在“现代”时期就涌现出过不少卓有成就的批评家，如朱自清、田汉、孙俍工、闻一多、朱湘、废名、梁宗岱、叶公超、李健吾、李长之、茅盾、胡风、艾青、沈从文、李广田、袁可嘉、唐湜等。这些批评家或以印象式批评探索“现代解诗学”范式，或运用知人论世、社会剖析的方式阐述诗歌与诗人，或借鉴英美“新批评”理论与方法而开辟“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诗学，为当代诗歌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百余年诗歌批评的历程艰辛而曲折，一个令人深思的情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主要表现为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悬而未决的价值判断、游移不定的功能定位，甚至在纷繁的诗歌现象和问题面前一度失语。近年来，诗歌界围绕诗歌批评的性质、意义及趋向等话题，展开过多次论争与探讨，笔者亦曾参与其中③。在笔者看来，1990年代之后诗歌批评出现“危机”的原因及其包含的问题非常复杂，不宜一概而论。诗歌批评始终背负着上述“次等”“原罪”和不断“创新”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最近十多年，诗歌的作者类型、传播媒介、接受群体等及所处时代语境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诗歌批评如何在回应这些剧变中谋求自身的变革成为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 1980年代被认为是批评的黄金年代，批评家辈出、思潮风起云涌以及批评与创作相互激发，构筑了当时令人瞩目的批评景观。在其间，诗歌批评同诗歌创作一道，充任了一个颇具号召力和引领作用的角色。 1980年代诗歌批评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与当时诗歌创作的密切互动，以及其与创作共同对那个年代社会文化的深度参与。譬如，1980年代初为“朦胧诗”声辩的“三个崛起论”④，就不是仅仅着眼于诗歌或诗学层面。众所周知，“朦胧诗”尽管进行了诗歌观念和美学上的变革，却并非一次简单的纯诗意义上的诗歌反叛，而是有其鲜明的社会历史指向和内涵；它们虽然追求写作手法和技巧的创新，但更致力于“个体”精神和“人性”价值的重塑，并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展开了对历史、时代、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因此，从根本上说，“朦胧诗”是一种“介入”和承担的诗歌，很多诗篇在“个体”经验的抒发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现实忧患感和参与意识。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显然注意到了“朦胧诗”的这种特质，从而评述道：“在重获解放的今天……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⑤那些论析“朦胧诗”的批评文章，在勉力清除围裹着诗歌的认知积习和误解的同时，也力求揭示蕴含于诗歌中的社会、历史征候；它们不仅进行诗学观念的纠偏，而且借助诗歌批评，表达对历史的省思和对人性的探寻。这一时期，一些诗人也以鲜活的理论文字，试图在诗歌与历史、哲学、文化之间展开对话，陈述他们对诗歌创作及其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思考和见解，如杨炼《传统与我们》、王家新《人与世界的相遇》、骆一禾《美神》、海子《诗学：一份提纲》、周伦佑《“第三次浪潮”与第三代诗人》等。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1980年代的诗歌批评在意识和方法上，又显示出很强的注重诗歌语言、形式等的本体论色彩，尤其是在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潮流出现之后。这一方面出于对陈旧的历史—社会批评的反拨，另一方面与彼时诗歌创作、批评所接受的现代主义诗歌、英美“新批评”、俄苏形式主义理论及更宽泛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不无关系。比如，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结合“朦胧诗”的艺术主张、内容特征和表现手法等，将之指认为“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⑥，这种指认引起的争议，很快汇入同时期关于文学现代派的论争之中⑦。直到1990年代初，诗人臧棣在阐述“第三代诗”(“后朦胧诗”)时依然把重心放在诗歌语言和技巧上，他借用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名句“卷入与语言搏斗中”，来描述那批诗歌的显著特征，并藉此彰显二者的紧密联系。⑧诗人张枣也认为：“后朦胧诗运动是一场纯诗运动，它对语言自律、纯粹文学性和塑造新的写者姿态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迷狂地步……”⑨ 19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活跃的批评家如陈超、唐晓渡、王光明、耿占春、程光炜等，无不表现出对诗歌本体的浓厚兴趣，他们几乎共享着相似的思想、诗学资源和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歌创作氛围。陈超如此坦陈道：“就整个80年代而言……无论是诗评家还是小说评论家，有两套书起了关键作用。一套是三联出的四五十本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⑩程光炜也谈道，“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是一套‘热门读本’。可以说，80年代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很多人的观念、知识结构都是通过它逐步形成的”，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语言的发现”。(11)他们的批评实践，连同部分诗人排斥诗歌“外部”功能的言述(如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推动了1980年代诗歌批评的审美主义趋向和自律诗学观念的形成。 1980年代诗歌批评的本体论取向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孜孜于原理性的诗学理论的探究与构建。这一点，由1980年创办的诗歌批评刊物《诗探索》所载的文章可一窥端倪：该刊除密切关注当时诗坛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外，还刊发了大量论述诗歌性质、功能及手法(比喻、象征、转喻)的文章，对诗歌语言、形式的诸种要素(如意象、结构、格律、意境、节奏、建行、语体、风格、文字等)均有所涉猎，如《诗歌的美学语言》(钟文)、《论生活、想象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骆寒超)、《诗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赵毅衡)、《诗歌语言的“意思”与“情感”》(南帆)、《形象的主观性》(竹亦青)、《音乐·诗歌·格律》(何凯歌)、《论想象的形式》(耿占春)等。其中，赵毅衡《诗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作为新时期较早探讨诗歌语言的专论，对诗歌意象和语象的区分、对比喻之老化与活化的剖解以及对象征类型的辨析，明显带有英美新批评和符号学理论影响的印迹。耿占春此际以《论想象的形式》一文初现其诗论的锋芒，该文提出可以“从新诗的想象形式中概括出这样三种：象征、意象和超现实形象”，继而认为“使诗歌遭受危机的原因是艺术理论的僵化，形式的贫乏在于想象的退化”。(12)该文切入问题的角度、颇具思辨意味的行文风格和对理论资源的处理态度，在耿占春后来的众多批评文章中得到了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