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3.05.008 我们提出新诗的声音问题，是一个包括了新诗音乐性，不完全等同于新诗音乐性问题的概念。新诗声音，是一个以现代汉语为核心元素，包括语言的声、韵、调等文字乐感元素，语言的气势、顿歇、色彩、神韵等情绪内涵，词语的选择、语言的组织，语义的关联、声音的修辞等声音的表现技术，新诗的声音是现代汉语综合作用于人们感官的有意味的诗性艺术。传统诗歌的可歌性应该是诗歌的一个基本属性，后来歌与诗开始分离，可歌之诗谓之歌诗(乐歌)，不歌之诗称为诵诗(徒诗)，二者互为影响，诗与歌既分离，又结合，诗始终没有脱离可歌性。传统诗歌的歌性特征在新诗变革中发生了现代性转变。我们的新诗声音究竟发生了哪些现代性转变？与传统诗歌歌性特征有什么联系与区别？新诗还需不需要从传统诗歌中吸取营养？新诗声音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出现了什么问题？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理论与实践路径？这些话题都是关系中国新诗当下实践与未来变革的重要问题。 一、由歌的声音到说的声音 古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紧密。《尚书》言：“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古代诗歌合乐可唱，经过音乐加工，有固定曲调的为“歌”，没有固定曲调的为“吟”。古人写诗填词，往往就在吟诵过程中完成，写出来的诗词基本合律，可歌可吟。古代诗歌中的律，主要体现为音乐的节奏和音律，语言的发音要符合音乐的节律，对诗歌的语言而言，要向歌靠拢，语言的音律成为附加的属性，诗人并不看重语言自身的属性。古代诗词的格律是属于音乐的音律，不属于诗歌本身。后来古代诗歌音乐失传与消亡，可是它的音律形式却以格律的程式“强加”给了诗歌，文人把它当成了诗歌的属性。 新诗的变革就是要把诗歌从古代诗歌(包括词曲传奇)音律化的格律或程式中解放出来。胡适倡导的文言合一、诗文合一、诗体自由的诗歌革命宗旨，就是要让诗歌从诗文对立的僵化的格律中解放出来，让诗人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用白话口语写自由的诗，写言之有物的诗，写平民大众看得懂的诗，替代以韵律为中心的日益僵化的文言格律诗。郭沫若更加明确主张：“诗自诗，而歌自歌，歌如歌谣，乐府词曲，或为情感的言语之复写，或不能离乐谱而独立，都是可以唱的；而诗则不必然。”①郭沫若提出的诗与歌分离的观点，就是要确立新诗文体的独立性、合法性，不能让诗再从属于歌，让诗从歌的限制与依附中彻底解放出来。郭沫若主张的这样一种非音乐化诗学本体论，在后来戴望舒与艾青那里得到了响应与继续。戴望舒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②这也是戴望舒对自己早期创作音乐性追求的一个告别。艾青也认为：“所有文学样式，和诗最容易混淆的是歌；应该把诗和歌分别出来，犹如应该把鸡和鸭分别出来一样。”③ 从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开始标榜他们的新诗为现代诗，而不是现代诗歌，现代诗是现代人用现代诗行表现的现代情绪，从现代派诗人后期转向开始，现代派诗歌逐步告别抒情传统，告别外在歌性，走向了追求内在诗意的智性化道路，卞之琳、废名、曹葆华、冯至等可谓代表，至40年代穆旦、郑敏诗群，把这个告别抒情、告别歌性的现代诗潮推到了新的阶段。在50年代，以纪弦为代表的台湾现代诗派，仍公开宣言：“诗是诗，歌是歌，我们不能说诗歌。”④台湾近40年来，均习惯称新诗为现代诗，而不称现代诗歌⑤。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初期的白话新诗派，可以分为三种路向。一种是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自由化、散文化诗学探索，明确主张诗与歌分离，打破诗文界限，主张以文入诗，诗文合一。另一路是刘大白、刘半农为代表的新民歌实验，倡导新诗与民歌的联系，破除传统格律的韵律限制，向民歌可吟咏性借鉴，把民间诗歌的开放自由、可歌性特色作为面向大众传播的途径。第三种是俞平伯、康白情为代表的实验，是改造古典诗歌(包括词曲)，融合白话书面语乐感特点，走的是一条保留了较多传统诗词曲音乐特征的半韵律化道路。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开启的这样三条道路，成了影响近百年来诗与歌关系诗学讨论与创作实践的话题。新诗的三种诗学探究都涉及对传统诗歌韵律诗学的歌唱性、吟诵性的变革与改造的问题。 白话新诗运动之中，新诗界较多标举的是白话诗、新诗、自由诗，很少用现代诗歌、新诗歌。新诗要获得合法性认可，首先得是白话的诗，这个诗的特质是现代白话诗(不是古代白话诗)。五四时期，守旧派也并不完全反对白话新诗，但是仍然主张新诗要有韵，有声韵之美，以显示与文的区别。章太炎就认为：“我们要先确定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断什么是诗。……诗以广义论，凡有韵是诗；以狭义论，则惟有诗可称诗”，“文学可分二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诗何以要有韵呢？这是自然的趋势。”⑥新诗革新派，不反对新诗有韵，但是他们对诗的本质理解，不局限于韵，更加看重的是白话的诗性特质，主张诗的白话。俞平伯曾指出：“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他是赤裸裸的，没有固定的形式的，前边没有模范的，但是又不能胡诌的，如果当真随意乱来，还成个什么东西呢！所以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⑦那么，这个白话诗的“诗”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