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和文学构成词组的文学类别、体裁之中，如女性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离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等等，大概只有历史与文学最没有违和感，其他概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议。但历史与文学没有类似的争议，比如历史题材、历史小说等。一方面，就小说而言，我们有个“史传传统”。这个传统说来话长，但与小说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关，大体是不错的。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说的是不读《诗经》就难以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这也是诗比后来的小说地位高的原因之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也没有所谓的“说”部。小说地位低下就需“攀附”，而“攀附历史”是其中的手段和传统之一。其二，文学与历史都是虚构的艺术。文学自不必说，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历史是一种叙述，在叙述学的意义上，任何事物一旦进入叙述，也就进入了虚构的范畴。历史叙述中的人物、事件等，是讲述者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历史观选择的。选择哪些人物和事件，如何评价等，就是“虚构”的一种方式。汤因比在巨著《历史研究》中有形象又深刻的论述。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历史都可以纳入叙事艺术的范畴。更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小说还是历史，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它们的细节都必须真实，这是无须讨论的。这样，历史与文学(小说)的相似性又近了一步。但是，无论是历史著作还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都受制于一定时代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受制于不同时代的历史意识。于历史而言，叙述具有后涉性。这样，不同时期的历史叙述就截然不同；还有，越是遥远的历史，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越是自由。原因在于所有的历史讲述都与现实有关，越是遥远的历史，不止看得更加清晰，而且与现实的关系越加模糊和暧昧，越是不那么直接，其“映射”的嫌疑也越少，作家没有心理负担，没有束缚，因此也更加松弛、更有想象力。在我们当代文学创作中，这种现象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历史叙述与“时间的现代性”正在发生关系。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以德国为背景的研究中，提出了“掌权者如何理解和运用‘时间’这一概念塑造整个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历史学研究中，“时间”不再是一个被动承载“历史”之物的容器，而是“一种因循形势发生变化的文化建构，其形状、结构和质地变动不居。这种观点推动了一个如此活跃和多样化的研究领域，以至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时间转向’”。①这是一种可以与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相提并论的重要转向。这是“时间的现代性”的内容之一。事实上，在文学理论领域，特别是在叙事学领域，叙事与权力的关系，文学史与权力的关系等，早已不是新话题。这里我将分析近两年来出版的六部有影响的长篇历史小说——王尧的《民谣》、水运宪的《戴花》、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曹文轩的《苏武牧羊》、厚圃的《拖神》，考察历史讲述中的“时间意识”。需要说明的是，克拉克的研究，是以四位德国历史的塑造者，即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弗里德里希二世、俾斯麦和希特勒作为研究样本，对“掌权者的权力与其时间意识的关系”这一命题做了开创性的解读。这里只是试图借助克拉克的理论视角评价当下六部重要的历史小说。事实上，政治家与作家无论从身份、地位和历史作用上来看都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如果说历史讲述也是一种权力，尽管那是虚构和文学化的，但在本质上，作家也通过历史小说的写作，塑造了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当历史不再是生活的导师 一般情况下，作家的话语权力是时代政治赋予的，否则就不具有合法性；但也有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作家，在“并未授权”的情况下，表达了他对历史的见解，比如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非常强大，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学界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我们没有产生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大作家和作品。但是，像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式的作品并不少见。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戴厚英的《人啊，人！》、张贤亮的《绿化树》《我的菩提树》等，与苏联的同类作品大抵在一个水准。这一书写后来中断了很长时间。近两年来，类似的题材又浮出水面，并引起了较大反响。反响不止来自小说的内容，同时也来自小说的观念和技术性。有代表性的小说是王尧的《民谣》。 对《民谣》的评论和议论，早已超出了“评论家写小说”的新闻或花边，更多是围绕王尧关于“小说革命”及其小说创作实践展开的。这当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然倡导“小说革命”，又有小说创作的文本，讨论自然集中在创作主体王尧身上。《民谣》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学界的各种议论中，同时它也获得了很多不同机构推出的奖项，上了各种小说排行榜。在我看来，《民谣》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和讨论，大概与这样几点有关：首先是他对历史的态度，这种态度隐含在王厚平(王大头)漫不经心的讲述中。王厚平从1972年5月讲起，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对这段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叙述。《民谣》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王厚平的叙述几乎是不动声色、漫不经心的。叙述从那个名句——“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开始，这个中性的比喻句没有任何含义，没有隐喻、没有反讽，却示喻了小说叙述的基调。它像一个乡间闲散的漫游者。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和故事，因此它是难以归纳、难以简介的。小说非常酷似一幅巨大的、用现代手法绘制的国画：近处看它是细碎的、所指不明的；但只要退到远处，那些细碎的画面连接成整体时，画面的内容就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个名曰莫庄的村庄处在云谲波诡的历史皱褶中，日子看似云淡风轻，但内在的紧张几乎没有消歇。外公、祖父以及家族其他成员的历史或经历，王厚平在讲述过程中也间接地经历了一遍。这种叙述的淡然，不是置身事外的冷漠，而是经历过后了然于心的从容和淡定，这是一代人的见识和态度。因此，虽然王厚平年少，你却不能说他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他是在讲述历史和前辈故事的过程中，塑造了他自己。他就在自己讲述的时间中，《民谣》的这一点是一个创造。关于70年代的历史叙述，司空见惯的是以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或“先知先觉者”的愤懑，构成一段“不堪回首”的民族或个人的苦难史。《民谣》则在举重若轻不疾不徐中，还原了那个荒谬的年代并给予致命一击。因此，通过王厚平(王大头)的历史叙述，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历史作为生活导师的观念不仅衰落，而且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讲述中的历史不再受到尊重，恰恰是轻蔑、鄙视的态度溢于言表。只有当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力浪潮破坏、或切断了与过去的连续性，使国家存亡和历史权威受到质疑时，这种传统的时间性才会被打破。从历史记录中寻求指导这种由来已久的做法不是被质疑，而是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