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日期：2023-02-1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23)03-0122-09 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于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当中，其理论观点的形成受到诸多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影响。在这些理论当中，丹尼尔·贝尔、奥尔德斯·赫胥黎、于尔根·哈贝马斯、路易斯·阿尔都塞、马歇尔·麦克卢汉、让-鲍德里亚等人的理论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思想观点为波兹曼媒介文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背景语境与理论成因，也为其理论的核心观点提供了思想支撑与观念互释，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波兹曼鲜明批判风格的形成。 一、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当代反思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19-2011年)在其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通过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文化的反思，形成对于当代西方文化走向的分析和预判。贝尔对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中文化艺术的反思对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理论中关于西方后工业社会来临的展望也构成了波兹曼理论观点形成的文化背景语境。 贝尔作为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先行者，他的理论为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发展衍生奠定了基础。在论及后工业社会的时代问题时，贝尔认为，“后”代表着一种过渡性的时代，既包含着对于现代性的继承，也包含着对于尚未到来的先进工业社会的迷惘，因此“后”是当代西方社会所处于的现实历史状态，这一历史状态也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得以生成发展的现实基础，波兹曼等人的媒介文化理论亦都涵盖于这一历史语境当中。 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指出，技术垄断的过程并非一日造成，而是人文与技术之间的长期发展与纠葛所致，人文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过渡性的发展变化当中，在技术垄断之前，技术服务于人文，与人文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在技术垄断发生之后，人文则面临着向技术统治的屈服与投降。因此，沿着贝尔所提出的近似一种中立角度的历史发展的预测，波兹曼站在其人文立场，坚决捍卫人文主义的阵地。 波兹曼曾对贝尔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其对后工业社会文化的未来期许过分乐观。这一批评主要是基于贝尔对于后现代文化必将到来并将改变传统人文艺术的历史预期。对于当代西方人文艺术的“后现代”转型，贝尔指出现代技术发展对于文艺的改变：“交通和通讯革命把世界各个社会联结成一个巨大联合体，这意味着古老的地区性文化走向解体，而世界各地的艺术、音乐和文学汇入一个全新的兼容并蓄的容器，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它，也有义务推动它。这样一种视野的扩大、人文艺术的融合，以及对‘新事物’的探求，不论是作为一种探险抑或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傲慢尝试，其本身就是在创造新型的现代化”。①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贝尔在此提出了一种后现代人文艺术的运作模式，其预测也基本符合了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只是与波兹曼态度鲜明地居于人文主义立场对后现代文化展开激烈抨击有所不同。实际上，贝尔亦被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是一种“新保守主义”，因为贝尔对于后现代社会文化也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并对之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批判。 可见，虽然贝尔对于后现代技术的看似乐观的态度并不被波兹曼所赞同，但波兹曼所强调的对于当代技术滥用的警觉，其主体立场仍然处于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语境当中，且与贝尔在对待后现代文化的态度上具有不谋而合的担忧与共识。而波兹曼也并非完全否定技术为人文带来的影响，他只是在不断提醒人们，在受用于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同样也要注意技术对人文造成的消极影响。 因此，面对后现代社会中文化权威性的消解，波兹曼与贝尔一样，都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试图重建起人文领域的权威性，从而使人文能够与技术分庭抗礼。对此，贝尔认为，后工业时代中文学艺术的权威性正在逐渐消失。贝尔对于后现代文化的“反文化”偏激立场深感忧虑，认为后现代主义真正的问题是信仰问题，在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人们走到了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因此，贝尔提出必须拥有一种宗教或文化学科，以建立起后工业时期人们的精神信仰。在《技术垄断》中，波兹曼也建议应在人文教育中设置科学、历史、语言、技术史和宗教的理论，以“这样的课程设置‘回到基本功’”，因为“这种教学计划和技术垄断论的精神是截然对立的”。②波兹曼希望通过这一计划开启和维持人文与技术之间的认真的对话，使人们能够和技术思想世界拉开距离，并且可以对之进行批评和修正。 因此，从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整体影响上来看，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观点为波兹曼媒介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理论背景与语境成因，而且在贝尔所勾勒的西方后工业社会文化背景中，波兹曼从比贝尔更为“保守”的角度捍卫其所处的人文主义立场，对西方大众媒介展开了激烈批判，并努力探寻人文精神如何应对后工业时代的文化变迁。 二、赫胥黎反技术乌托邦思想的启迪 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波兹曼指出，在度过1984这一年之后，美国人庆幸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预言并没有如期变为现实，人们似乎幸免于难，但人们忘记了另一个可怕的预言，即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预言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和奴役不同，赫胥黎认为，导致人们最终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的是人们所热衷和崇拜的使人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不同于乔治·奥威尔对于西方政治的讽刺，英国小说家、批评家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从另一个角度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进行反思，其著作《美丽新世界》展现出鲜明的反技术乌托邦的思想倾向。赫胥黎可谓波兹曼人文主义思想立场形成过程中的导师级人物，波兹曼对赫胥黎推崇备至。赫胥黎的反技术乌托邦思想倾向对波兹曼的反技术垄断观念具有重要影响；赫胥黎鲜明的人文主义立场倾向，坚决地捍卫人文主义阵地的主张，都成为波兹曼人文主义立场的精神内核与思想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