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非使用”的概念意涵与研究价值 随着连接节点的无节制增加,社交泛化引发了媒体倦怠,公私域的混同带来了交往压力,“逃离社交媒体”“断开连接”等现象逐渐显露并引起关注,有关“电子奶瓶”“数字戒毒”的批判不计其数,帮助人们脱离互联网、找回本真与自我的声音越来越大。“万物皆连”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改变了过去以“媒介使用”(media use)为核心的研究范式,研究者也从关注“媒介使用”转为关注“媒介不使用”(media non-use)。 (一)从“技术不使用”到“媒介不使用” 对“媒介不使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技术不使用”(technology non-use)。“技术不使用”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对数字技术使用的调查中,这些调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通信技术的使用具有有益性和可取性,因而将技术滞后者与技术抵制者的行为看作偏离正轨且具有抵制性的“不使用”。①进入21世纪后,随着研究焦点从技术扩展到媒介领域,“媒介不使用”开始受到关注。 前人对媒介不使用的研究,总体存在两种研究面向、三种研究视角。从研究面向看,归纳研究关注用户产生媒介不使用行为的动因,认为其包含了外在技术因素②和内在心理因素③;策略研究则关注用户如何实现“媒介不使用”,并概括出情境规训④、接口断开⑤和话语替代⑥等策略方法。从研究视角看,后采纳行为视角认为过去创新扩散研究只关注新技术的采纳者,建议同时应关注那些拒绝创新的后采纳行为⑦;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认为用户离开媒介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结果;政治经济学视角则着眼于媒介接触背后的经济结构,认为“用户只是被提供了一种控制自己连接的错觉”⑧,反连接实践“不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变革,而是其恢复与维系”⑨。 前人成果极具启发性,但仍存在有待补足之处:一是,媒介不使用行为常被视为迫于压力而产生的无奈行为,没有考虑到行动者的能动性,未脱离“使用—不使用”的二元思维;二是,多聚焦于西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展开研究,对国内社交平台的考察也集中于关闭朋友圈用户的社交倦怠和自我呈现问题,对微信聊天这一嵌入程度更深也更广的媒介平台关注不多;三是,多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经验和实践开展,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独有意涵及其与中国人线上交往实践之间的深刻关联。 (二)从“媒介不使用”到“媒介非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media non-use”进入中国学界时,出现了“媒介不使用”和“媒介非使用”两种译法,其中,“媒介不使用”是在与“媒介使用”相对比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上述文献回顾就多以“媒介不使用”为主。作为其参照对象的“媒介使用”,是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主要描述受众接触媒介内容的程度,可以从“时间”“空间”“媒介”三个维度进行测量。⑩这一取向蕴含的是行动者对媒介逻辑的接受。相比之下,“媒介不使用”则聚焦于行动者因社交倦怠、隐私风险或关系过载等问题而离开媒介或不使用媒介,这一取向背后是行动者对媒介逻辑的拒斥。 关于“媒介非使用”的用法则出现在另外一些学者文章中。如,刘松吟、刘德寰明确使用了“非使用”概念,认为其可被视为一种能动性使用,并以“非联接”与“去联接”为表征:非联接状态的用户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以非使用的方式使用;去联接则通过较为彻底的方式断开社交联接的可能性。(11)张小强、汪红春将非使用看作用户选择性地抵制、逃避、中断、减弱或重构与技术互动的行为方式,分为部分使用、完全脱离设计者的不使用、在设计者意图之外的使用。(12)鲍默(Eric P.S.Baumer)等人发现了那些具有不使用意愿但尚未做出不使用行为的行动者,指出在使用和不使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二元区分。(13)可见,目前学界对此虽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但已有学者在尝试明晰这一概念。 需强调的是,无论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还是微信,它们都构筑于互联网的技术底座之上,数字化生存的背景要求个体始终嵌入其中,彻底的断连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媒介化的社会实践并非必然是“向媒介逻辑‘臣服’的过程”,而常常表现为“媒介扩展社会实践者实践可能性的‘非决定’过程”。(14)鉴于此,将“media non-use”译作“媒介非使用”将更具时代意义,我们因此也更有必要厘清这一概念的内涵。 通过前文梳理可以发现,几个概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的“媒介接触行为”与“媒介接触态度”上。在“媒介使用”中,行动者与媒介的互动表现为行为与态度上的使用,行为与态度统一,体现的是行动者对媒介逻辑的接受;在“媒介不使用”中,行动者与媒介的互动表现为行为与态度上的不使用,行为与态度统一,体现的是行动者对媒介逻辑的拒斥;而在“媒介非使用”中,行动者与媒介的互动表现为行为上使用与态度上不使用,行为与态度不统一,为了缓解这种矛盾,行动者会积极改造媒介逻辑创造新的实践以求自洽(如图1所示)。综上,“媒介非使用”是指: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行动者通过使用媒介来达到不使用目的而构成的与媒介互动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居于“使用”与“不使用”中间,呈现出一种游离态。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涵:一方面,行动者保持与媒介的互动,但希望通过这种互动传递出“不使用”“不在线”的态度;另一方面,行动者与媒介的互动不代表他们完全接受媒介设计者所预设的媒介逻辑和行为逻辑,而是会立足于具体情境来对媒介进行创造性地使用、改变甚至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