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23)04-0037-12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23.0613.01 技术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根基，二者既有所区别，又相互交融。从相互交融的角度来看，技术与文化表现为一种类似“一体两面”的关系：都是人类智识的显性表达，表达于生产领域谓之技术，表达于生活领域谓之文化；一方面技术为文化提供底层支撑，另一方面，文化为技术设定价值导向和应用场景，二者互为彼此的延伸和展开。①正是通过这种彼此嵌套、互相融塑的互动关系，技术与文化或谓之“技术—文化”，从历史逻辑上构筑了原始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等不同样貌的文明发展阶段，而当下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建基于数字技术之上的“数字时代”。 人类的数字化历程可追溯至二战时期，当时为了破译德军的通信密码，受雇于英国军方的艾伦·图灵、布雷契莱等人研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②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数字技术仅应用于军事、工程、科研等特定领域，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逐渐普及之后，数字技术才与社会文化开始融合发展，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激变效应，文化形式不断迭代，文化内容极大丰富。如果说在数字革命之前世界的基本粒子是“原子”的话，那么构成信息时代的基本粒子就是“比特”，“信息的DNA”比特“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技术未来“将决定我们的生存”。③ 世界正在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矩阵革命”，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当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深刻影响和悄然改变着国际“技术—文化”格局。中华文化曾是“人类文明中的大体量、长时段的文化高峰”，④但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凭借现代工业所带来的新动能和新技术优势，迅速占据世界文化舞台的“C位”，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世界“技术—文化”格局正在发生显著“位移”，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二的数字大国与强国，成为影响当前世界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在此情境下，数字时代中华文明复兴的“技术—文化”逻辑也就成为我们当下亟需解答的一个元问题。 一、世界“技术—文化”格局的历史变迁 在农耕时代，中华民族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文化。夏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中华文化由此开始萌芽，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件“汉字”体系也是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又掌握了生铁冶铸技术、生铁柔化技术、制钢技术，铁制器具逐渐普遍地应用于农业、手工业和军事领域，促成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急剧变动，先秦诸子百家遂得以喷薄涌现，这不但奠定了中华文明“元典性”的价值体系、思维体系、语言体系和制度体系，还与西方先哲共同构建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秦汉以降的大一统中国，更是以绝对的技术优势傲视天下，发展出了雍容华贵、大气磅礴的中华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在这一时期具化为丝绸、漆器、铜器等精美商品，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向中亚、西亚、欧洲诸国持续输出文化影响力，彰显了“文明大国形象”“和平大国形象”和“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 中古时期，中国实现了两项“文化技术”的关键突破——造纸术和印刷术，使得书籍这一贵族文化产品最早在中国转变成大众消费品，知识由贵族阶层大范围向下流动，催生了文化更大的发展和繁荣，所以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能够相对于其他地区始终保持着优势，不仅全面辐射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还远及西亚和欧洲，对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旅华后写了《马可·波罗游记》，该书为处于宗教禁锢、封建压制之下的欧洲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窗口，让西方看到了一个更先进、更宽容、更道德的文明；16世纪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他们将中华元典《易经》《老子》及宋明理学等文化介绍到欧洲，引发了东方文化热潮，当时的中国被欧洲人视为道德和理性的发源地，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东方理想国”，“莱布尼茨、伏尔泰、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文化巨匠都从东方哲思中受到教益，获得灵感和启示”。⑤ 造纸术、印刷术不仅繁荣了中华文化，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技术—文化”格局。中世纪的欧洲文化贫瘠，当时欧洲的书写载体是价格昂贵的羊皮纸，每生产10张左右A4纸大小的羊皮纸就需宰杀一只羊，中世纪一部手抄羊皮纸《圣经》的价格就足以购买一座葡萄园，昂贵的书籍成本使知识成为贵族阶级的专有权利。羊皮纸还有一个问题——不适宜印刷，“在羊皮纸上印的书远没有在纸质载体上印的书着墨性好、字迹清晰，由于羊皮纸油腻松弛，承印压力会使得纸张变形，所印之书往往排列很不整齐”。⑥纸张的大规模使用彻底改变了这一窘境，在12—13世纪，造纸术经阿拉伯传至欧洲，纸张以其低廉的成本优势很快完成了对羊皮纸的取代，意大利的热那亚、威尼斯、伦巴第等城市成为欧洲的造纸中心，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率先兴起的一大重要原因。 公元1451年，德国人古登堡也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尽管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古登堡受到了毕昇的启发，但古登堡印刷术的源头来自中国则是毋庸置疑的。1585年西班牙著名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1545-1618)就在《中华大帝国志》中写道：“显然，在中国人应用印刷术许多年之后，才经罗斯和莫斯科公国传到德国，这是肯定的……这样，就为古登堡这位在历史上被当作发明者的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⑦在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之前，欧洲被称为“文化荒原”，整个欧洲只有3万本书，活字印刷技术带动了欧洲的文化大发展，至1500年时，欧洲已经有900万本书，1100家印刷厂遍及200多座城市。⑧中国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但这项最新技术却未能取代雕版印刷在中国的主体地位。新技术与文化产品(图书)深度融合的迟滞，也导致了人类文化格局在后世的一系列变动，因为古登堡的印刷术不但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先声，“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诱发后来工业革命的关键性技术”。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