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23)04-0079-11 DOI：10.19411/j.cnki.1007-7030.2023.04.007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为什么进行“两个结合”、怎样实现“两个结合”进行了科学阐释。②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全面回答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③这些重要论述是党在新时代对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问题的深度思考和深刻总结，对于我们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等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认为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④这些元素是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价值观念，它们随时代变迁而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经历五千多年积淀而成的文化基因。其中，兼容并蓄、理性主义和家国天下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特征，它们以其开放、包容、辩证的文化品格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和融通性，这就成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基础和文化底蕴。 一、兼容并蓄：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文化品格 不同民族进入早期国家的形态各有不同。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过程中，不同文化区域有着不同的路径，最终各大区系文明交汇在中原，形成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区域文明的交汇与融合，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不同区域又保持着自身文明的特色，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 苏秉琦在其名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谈到：“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据此他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来看，不同文化区系之间因地理分布等因素，早就有了交流与碰撞，苏秉琦将文明起源分为三种形式：裂变、撞击和熔合。⑤张光直也提出，“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⑥。当前，上述几种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夕，不同区系文化间的交流、融汇愈发密切，陶寺文化就是较好的例证。陶寺遗址的城址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规模最大、内涵极为丰富的古都城遗址之一。由于这里发现了古观象台，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密切相关，加之一系列社会状况与《尚书·尧典》记载极为近似，故而学界认定为尧舜之都。 《尚书·尧典》记载了尧舜时代的情况： 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⑦ 这种场景是出于构想还是对古代社会情景的追忆，目前还难以确证。从考古学上看，陶寺文化广泛吸收了周边各地的文化因素，如陶寺遗址中有着较多的海岱地区文化因素，以玉器为例，牙璧、钺等都与大汶口-龙山文化密切相关；随葬猪下颔骨的习俗、用鳄鱼皮制成鼍鼓、镶嵌绿松石习俗等等也是承袭自海岱地区。⑧尧舜之间的禅让、联盟是东夷与华夏部族的联盟共主制的体现，一般认为，尧出自华夏，舜来自东夷，而在尧舜统治之下的伯益、皋繇来自于东夷，这揭示了陶寺遗址具有鲜明的海岱文化特点的缘由，“夷夏之交”得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相互印证。 陶寺遗址所包含的文化因素还不止于此，有学者指出，距今4300多年前，晋南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出土铜器以及双耳罐显然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陶寺文化的“粗体觚”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十分相似，而王级大墓中出土的玉兽面又与后石家河文化多见的兽面属于同类形制与技术。大体同属这一时代的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存在交流。⑨ 陶寺遗址的多种文化因素与《尧典》记载所呈现的尧舜时代“四方辐辏”特点十分契合，说明《尧典》有关记载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渊源有自。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篇记载：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⑩ 《论语·尧曰》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