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度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连续性”居于首位。历经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一条河，从“古代”经“现代”流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因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得以保存、发展和繁荣的基因密码，阐明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所以，只有追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何以可能，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可为。 独特稳定的地理环境、“中和”的文化价值诉求、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使得中华文明连绵不绝 早在几百年前，南宋思想家朱熹就曾写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知“所来”方能明“所往”，源头活水成就万代润泽。我国文化史家柳诒徵认为：“实则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纚纚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①这说明了中国文化富有韧性，一脉相承，未尝断绝。同样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3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而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独特稳定的地理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人类的生存、绵延离不开所居住的各种自然条件，例如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马克思恩格斯尤其强调这些自然条件不单单决定着人们的肉体、种族之差，而且还决定着该民族的发展。可见，地理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繁荣常常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文明往往起源于温带，而非极寒极热之地。中华民族的家园位于亚洲东部，其地理环境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由此形成了天然屏障。由于地域具有相对封闭性，因此中华民族借助于独立的地理单元，形成了内部结构复杂完整的体系，例如华北平原、西南山脉、江南水系与西北大漠。这既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又保护、传承了中华文明。另外，文明的发展关键在于河流。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沿河而居”的传统，河流往往意味着丰富的生活资料、宜居的生态环境与便捷的交通条件等，这些均能够带来人口的增长，进而形成繁荣的文明。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河流会形成不同的风土人情，例如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北部者黄河流域也，中部者扬子江流域也，南部者西江流域也。三者之发达，先后不同，而其间民族之性质，亦自差异”。③由此梁启超推断出中国虽在大一统格局下，但民族精神却具有多元性的原因。总体而言，独特而又稳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提供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前提条件。 第二，“中和”的文化价值诉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儒家、道家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讲求“允执厥中”，这种文化态度使中华文化能够与其他文化形态美美与共、和谐共存。允执厥中是“中和”的基本准则——“允执”就是平心静气、不离自性；“中”就是中道，它是天性的所在地、精神的集中点，“中”就是要把握适当的限度，使自己的言行合乎标准。“中和”所代表的中性智慧强调的是事物双方的相辅相成、共生共存，从而做到不偏不倚、执两用中。中性智慧是一种生成性智慧，因此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命章》)“中和”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诉求，具体而言，“中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中华文明强调“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经》)乾道即天道，就是指天象之自然规律；变化指四时、昼夜、风云、雷雨、霜雪、阴晴、寒暖之种种变化。这是指人鸟兽虫鱼草木等万物皆受天道变化之支配，适应天道变化而运动，能协调春暖、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之气，不超越自然规律，由此才能得其属性之正、得其寿命之正；就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只要求在不同见解中相互尊重、相互吸收和融合，而与之相反的人则要求什么事都一样，甚至同流合污；就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孔子认为不同性质的东西相加，这种相加叫作“和”，和能产生新的事物；相同性质的事物相加，这种相加是“同”，同则产生不了新的事物。此外，人要想达到“中和”的文化境界离不开“诚”的功夫。“诚”则意味着人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达道、并育、共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这实际上强调了天、地、人三德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总而言之，“中和”的文化价值诉求成就了“贵和持中、自强不息”的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价值底蕴。 第三，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是由多民族跨越“历朝历代”之薪火相传而来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认同理念贯穿始终并相对稳定，在开放中融合，在创新中发展，在开拓中传承，这无疑是今天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重要基础和文化源泉。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④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56个民族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人们却始终以血缘为纽带生活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兼具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中华文明。考古学家发现，远溯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原始公社氏族制刚刚开始解体的时候起，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南北之间就已有经济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相互渗透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更前进了一步，这为之后秦汉时期形成民族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基于此，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不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形势，而是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组合和重组，形成在六大区系范围内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⑤因此，中华民族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⑥，是一个极富有兼容性和凝聚力的民族。而这也正是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是其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原因。并且相较于西方民族，中华民族具备丰富的多样性，在抵御外界侵犯的同时也能同化其他民族与文化，使其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总之，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铸就了中国是多民族、多文化但大一统的国家，并夯实了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