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好构筑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①随着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迈向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人权意义将更加凸显，国家人权文化软实力将显著增强。2022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②鉴于人权发展道路理应包括人权制度发展道路和人权文化发展道路，本文以国家软实力为切入点，以文化软实力为突破口，对我国人权文化建设的现实挑战和应对策略展开若干层次的实证思考。 一、国家软实力发展的文化维度 回顾整个20世纪的世界图景，两次世界大战和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最终形成以实力政治和利益依附为本质的两极世界格局。基于冷战时期白热化的经济封锁和军备竞赛，一国的国家实力更多直观地表现为经济力量(经济规模)、军事力量(武器装备)、科技力量(科技含量)和资源力量(国土体量)。然而，随着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冷战的终结导致世界格局开始朝着以合作政治和利益互赖为基础的多极化进程演变。在后冷战时代的多极世界格局中，国家实力的衡量标准不断丰富，这背后亦体现了人们对“国家实力”的战略思考从“单一国力”向“综合国力”的观念转变。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国家实力指一个国家拥有的生存和发展的内部力量以及对外部世界发挥影响的能力的总和。它既包括一国已有的现实力量，也包括一国潜在的以及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机制。③从构成要素上看，国家实力可分为两大要素：其一，国家硬实力指一国通过威胁、利诱等强迫性手段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支配性力量；其二，国家软实力指一国通过吸引、说服等非强迫性手段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合作性力量。其中，国家软实力的依托是载体软实力(实物器物/机构媒介)，基础是制度软实力(议题设置/议程参与)，核心是文化软实力(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广义上，国家软实力泛指一国的政府软实力、企业软实力和社会软实力。狭义上，国家软实力特指政府软实力。本文对国家软实力的分析主要是从狭义的政府层面展开的。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制度输出和文化传播自冷战后向全球迅速波及，国家实力的性质呈现出两股此消彼长的势头。一方面，国家硬实力的隐化表明经济或军事等传统国家力量在一国综合国力中所占的权重正在降低，其对政府、组织、个人等行动主体的实质影响正在减弱。另一方面，国家软实力的显化意味着一国的国家形象、国民性格、制度能力、外交政策、危机处理以及意识形态等非物质性因素能够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更加持久和有效的影响力。究其根本原因，在全球化时代的多极世界格局中，作为国与国之间实力基础的权力资源正变得愈发相互依赖。根据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e theory)，当代国际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国际联系的渠道多元化。政府间国际组织、超国家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和区际层面的交往和交流日益频繁。第二，国际议题的领域普遍化。随着国际和区际层面的多元主体联系增多，这导致国际议题从单一的军事或政治议题转向涉及经济、能源、环境、社会、外交等诸多领域的新的共同议题。第三，国际机制的重心非武力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的主题逐渐从“战争与和平”转向“和平与发展”。④可见，正是基于当代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依靠强力和干预主义的国家硬实力权重降低，而主张对话和发展合作的国家软实力权重上升。 自21世纪伊始，国家实力在性质、来源和结构上仍在不断演化。对此，我们不妨从两个视角考察：其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末，联合国的发展观念先后历经从“经济增长观”到“公平增长观”再到“可持续发展观”最后到“发展文化观”的演进过程，发展被认为与世界和平、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各个范畴之间是关联互构的。⑤其二，基于20世纪的发展经验，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1999-2000)》中总结了未来发展政策的四点基本共识，包括：(1)除增加收入，可持续发展还包括卫生、教育、公共参与、清洁环境和代际平等等多重目标；(2)有效的发展政策需要配合一系列综合互补的发展措施；(3)政府在一国的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但政府发展方案的实效取决于决策能力、行政力度、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4)持久的发展离不开符合善治的制度，包括透明、参与的程序、公私合作和多元共治。⑥我们看到，面向新世纪，国际发展机构所收获的最大经验有二：一是同步强化政府层面的综合国力和人类层面的综合发展。二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和符合善治标准的制度要求。从软实力的角度分析，这意味着国家软实力在21世纪具有至少与国家硬实力相当的地位和作用。其中，三股趋势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国家硬实力的软化。例如，当今各国均注重从经济质量、军事谋略、科研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层面开发传统国力。第二，国家软实力的硬化。在多数场合，制度约束和文化认同比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更常态化、普遍化。第三，国家软实力的转化。在国家软实力内部，文化软实力逐渐被视为制度软实力的内在本质。例如，为实现全球善治，当今各国均普遍认同：无论是在目的、措施还是结果层面，任何制度方案均应当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