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3.05.01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韩非与法家得到的评价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尤其是在与现代民主相对而言的情况下，韩非与法家总是被视为现代民主的尖锐对立面，直接遭到否定。从现代视角看，这样的评价，似乎没有什么反驳余地。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评价则可以说是反历史的。而从方法的视角审视，这是需要对其方法预设进行反思的研究进路。人们长期习惯于在价值与事实(value vs fact)的二分框架中思考政治问题，而规范与操作(norm vs operation)这个更有利于人们审视政治现象的分析框架，却被冷落。对韩非缺乏民主理念的错位批判，与对韩非崇尚德性的错位辩护，所依托的都是事实与价值二分这同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需要跳出这样的区分定势，在规范与操作的新框架中分析韩非思想，从而相对准确地理解其思想及其现代效用。 一、价值之外 作为战国晚期将诸子整合进统一进程的思想家，韩非思想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对韩非重要性的确认，取径却很不相同：有所谓基于事实的断言，有所谓基于评价的断定。前者乃是站在战国末期中国政治的角度，对韩非促进中国转进帝制时代的作用加以肯定。这样的事实叙述，可以区分为两种进路，一则站在思想史视角，对韩非身当战国末期，对诸家思想加以总结归纳，从而建构起推进帝制的理念，成为最切近时代的思想建构的定评；二是站在政治史角度，对韩非身处秦“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之际，对帝制进行的总揽性设想，成为帝制推进者最为借重的中央王权建构的思想的定位。因为对韩非的这两种断言，都是基于既定历史事实的说法，因此几乎是人所认同的定论。 梁启超可以说是前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指出，“韩非为先秦诸子之殿，亲受业荀卿，洞悉儒家症结；‘其归本于黄老’，监道家之精；与田鸠游，通墨家之邮；又泛滥于申、商、施、龙。而悉诀其藩，以自成一家之言。以极致密深刻之头脑，生诸大师之后，审处而断制之，其所成就之能大过人，则亦时代使然也。故其成书与《老》《墨》《庄》《孟》《荀》同为不可不读之书，不必专门学者也，一般人皆然”①。梁此说确当。韩非起于战国晚期，确实有着吸取诸家长处的后发优势。这是那些先起的先秦思想家所不具备的思想环境条件。但韩非对所处时代政治思想需要的敏锐感知，以及对诸家适应于时代的理念的萃取，则是他在天下重归一统的关键时刻，成为兼综诸家思想之长的大家之个体原因所在。 人们大致认同，战国晚期秦一统天下的思想动力，属于韩非无疑。这当然与秦始皇阅读韩非著作的道白，具有密切关系。“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②正是基于帝王对韩非高度的认同，像郭沫若那样的评论，就在意料之中了：“韩非虽然身死于秦，但他的学说实为秦所采用，李斯、姚贾、秦始皇、秦二世都是他的高足弟子。秦始皇的作风，除掉迷信方士、妄图长生之外，没有一样不是按照韩非的法术行事的，焚书坑儒的两项大德政正好是一对铁证。”③郭氏此言稍过，因为韩非对秦政的影响，最多是观念上的，而非政治模式与具体行为上的。但总体上讲，他认定韩非对秦政兴起发挥的思想影响之大，无出其右，则是完全成立的说法。这在两个意义上可以得到确证：如果没有韩非思想，秦政的统治观念之自觉程度会非常有限；如果没有韩非的方向性指引，秦的统治模式建构不会以横空出世之姿呈现。 后者也即对韩非思想的评价也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进路。一是对韩非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必须予以积极的评价。在帝制兴起之际浮现的韩非思想，有一种与帝制相互适应和促进的历史正当性。二是以民主政治作为基本评价坐标，对韩非做出的专制主义断言，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韩非极大妨害现代中国转进民主制度的定论。就前者讲，那是一种历史主义的价值评价结论。萧公权指出：“韩非为法家之殿，而实集前人之大成。其思想中‘法’‘术’‘势’之三主要观念，皆为历史环境之产物，孕育长养，至非而达其最后成熟之形态。孕育长养此诸观念之历史环境，一言以蔽之，即封建天下崩溃过程中之种种社会政治事实而已。就政治方面言，封建崩溃之直接结果为天子微弱，诸侯强盛。然强盛之诸侯非旧日之世家，而每为新兴之权臣所篡夺。其幸保君位者，多不免名存实亡，成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之局面。始则卿大夫侵君，继则家臣凌主。于是昔日维系社会之纲纪逐渐失效。且诸侯强大之事实，与攻伐兼并，互为因果。强大者致力兼并，既兼并而愈臻强大。侵略与自卫皆有待于富强。于是君权之扩张遂同时成为政治上之需要与目的，而政治思想亦趋于尊君国任法术之途径矣。”④萧氏此论，很难说是直接的赞赏，但以其对韩非思想适时而起的评价来看，至少可以被看作肯定韩非思想时代价值的论断。 而真正对韩非思想进行价值论断的，则莫过于以现代视角对韩非做出的一肯定、一否定的断言。肯定韩非的论断，认为他正如开创现代政治思想端绪的马基雅维利一样，对政治所具有的不同于道德的价值揭橥，将政治面相展示在世人面前。王德昭在比较马基雅维利与韩非思想的共同旨趣时，指出他们的共性正在于冷峻、坦率的政治判断，认定君主专制对时代政治所具有的超乎想象的决定性效用。就二人因应时代需要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言，“韩非与马基雅弗里的时代在历史中前后相去了千数百年，而马基雅弗里的思想在西方誉为创见和一新政治学说的途辙的部分，韩非早见于千数百年之前，则在中、西思想中实饶有意味。再者，韩非生当中国战国时代之末，而马基雅弗里生当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末。由于这两个历史时代在主要特征的相似，也可见在相似的环境中，虽有千数百年乃至中外的间隔，人的心智仍会循相似的途辙发抒”⑤。这种对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类同性的指证，确实有其见地，但也存在忽视两人在时代背景、思想旨趣、基本主题、关注焦点、政治处境、实践结果上诸多差异的缺失⑥。不过这样的看法，确实有助于人们理解古今社会中思想家对政治独立价值的一致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