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3.04.005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生产与发表了许多建制性概念，其中田野政治学是极为重要的一支，徐勇发表了“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叠加”等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活力与价值在于，重新发现了田野中的中国话语，将土生土长、本土性的中国话语提炼和改造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概念。 本文旨在基于舒茨(Alfred Schutz)现象学的“语言—分析”路径，为近年来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提供一条新的阐释路径。这条分析路径未必是田野政治学研究者的意识之为，但是，从其行动经验与概念提炼中却可以清晰地看到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努力①，而且这条分析路径也能够将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推向理论纵深。从研究取向上说，现象学与“语言—分析”通常不在一个研究领域之内，但是，我们认为语言作为意义理解与经验实在的中介，现象学对世界的意义建构正是建立在语言/话语分析基础上的，虽然它与语言(分析)哲学的漠视历史的形式化逻辑分析取向并不相同。将“语言—分析”与现象学的概念建构引入中国政治学之中，将促进中国政治学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甚至去学科研究，推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 一、“语言学转向”与政治研究：经验研究的新路向 对于盯着学科边界的敏感研究者而言，“语言学转向”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规范性研究为研究取向，而经验研究则关注数量惊人的材料/史料、冷漠无言的数据和瞬息万变的现象，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何以可以统合到中国政治研究之中？而且，对于专业研究日益分化、细化的现代研究方式而言，“语言学转向”分支研究领域内的分化已经达到冲突甚至对立的状态，何以能够抽取出一条该领域内大致认可的脉络？进而，上述尝试似乎是对学术史的无知与漠视，因为20世纪对宏大理论的批判已经形成了诸如中层理论等众多成果，何以仍然可以在宏大理论方向上探索？然而，上述质疑在根本上并不构成真正的挑战，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派生，经验或现实问题始终是研究行动的出发点，理论的出现与完善甚至细化是为了解释新发现的经验事实，而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经验事实问题。因此，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由经验发现而来的“问题”，对问题的解释或阐释引发了既有理论资源的援引及其再造甚至形成新的理论。这是问题导向的理论建构，而不是理论规定的问题裁剪。故而，真正的挑战是，问题(基于研究兴趣的经验发现)是否成立——是否真实，是否得到准确表述，是否表述得清晰完整。 (一)语言学转向 作为“语言—分析”的“语言学转向”，意指语言或符号成为研究对象，其解释方向是分析它在共同体中的指称功能。作为一种哲学分析，“语言学转向”意味着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与事实行动研究转向以语言/话语为对象的研究。语言的形成是一个主观意义的建构过程，成型的话语成为认识世界的牢笼，开放社会科学也依赖于话语的创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研究取向与研究领域：第一，语言学的解释机制与符号学理论的发明；第二，语法结构与逻辑分析理论的发明；第三，语言或话语的语境分析引发的语境主义与意义相对论辩论；第四，语言表象为话语之后引发的量化或质性的话语分析与内容分析。 我们无意介入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分支领域的理论纷争，只是想从中提炼出一条最基本的分析路径，而既有的冲突性理论并不妨碍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环节性的解释论证：第一，“语言学转向”意味着语言与话语可以作为经验研究的一个起点或有待解释的经验发现；第二，语言与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普遍性意义，而拣选则意味着一种理想类型②的概念提炼；第三，从生活话语到专业概念的转变过程中，概念建构运用了语境化/处境化的阐释技巧，而语境化/处境化带来概念更丰富的含义；第四，作为专业概念，这些概念具有相对较强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来自于名词动词化的分析功能。 (二)以语言为中介的政治学研究 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社会科学发轫，旨在区别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或价值伦理规范取向，对社会存在进行精确的描述与解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解的社会学”即在此学术史脉络上获得其理论意义，“社会学对他来说不再是人类存有的哲学，而是关于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个别科学”③。 韦伯理解社会学的核心是“人类行动的意义”，舒茨将此意义建构视为社会世界与理论建构的核心，进而分析行动的意义及其构成、意义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流变，以及意义的生产或构成如何形成了世界的客观认知与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解释。舒茨在胡塞尔(Edmund Husserl)“内在时间意识”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自我的时间流程”理论的启发下，以现象学的方法，通过回溯与还原的反省方法，回到内在时间的生命流程中，寻求行动的意义分析或构成分析(constitute，指主观意义以及由此形成的客观意义)，形成社会世界的意义网络，人类交往与知识生产及其理论解释由此得以可能。舒茨的现象学悬置了本体论的争论，将自然实情置入括号内，通过回溯与还原的方式，将人类生存纳入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相统一的理解/认识过程，并以形式逻辑推演的方式，要求把各个论证环节讲清楚。舒茨的现象学方法反对狄尔泰的“理解”科学，认为无论是形而上学或是价值学的预设，还是不能被证实的“直观”方法，都混淆了生活与思想，解释中充斥着含糊不清、未做说明的移情作用、价值的预设，或缺乏严谨学术规格的描述，认为韦伯坚持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使“理解的”社会学首度被提升到具有科学性的地位上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