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3)08-0106-14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民主人士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是这一思想变化的关键时期。黄炎培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作为民盟留在上海的三大领导人之一(另两人为张澜、罗隆基)，其政治态度颇受关注。大体说来，他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新民主主义者。虽然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黄炎培的思想变化做了一些研究①，但是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他在1948年至1949年关键时期的政治思想变化，从中折射出著名民主人士的政治思想变化轨迹。 一、对国民党发起“和平”攻势和对蒋介石下野的态度 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政府一些官员希望通过在上海的黄炎培等人同中共沟通和谈，立法委员刘不同即于1948年11月2日要求黄炎培向中共“传意愿和”。黄炎培一开始“婉谢之”，但同在上海的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中国民主建国会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讨论。11月3日至11日，他先后同民主人士吴羹梅、胡厥文、庄茂如、周锦水、罗隆基、张澜、叶笃义、盛丕华等人讨论和谈“声明”[1](P147)。对此，已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代表的身份于11月16日发表时局声明，强调民主人士不应介入和谈。声明指出：要想实现和平，就必须彻底铲除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障碍；如果希望在内战根源与和平障碍未铲除之前就同国民党反动阵营的任何派系妥协，则不仅不能实现真正而永久的和平，还会延长国民党反动派系的残暴统治。[2](P486)国民党内顽固派也批评黄炎培等人的活动，CC系领袖陈果夫即指责“上海谣言更多，不堪入耳”[3](P203)。 随即，黄炎培关注蒋介石是否下野。11月28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飞美国。11月30日，黄炎培认为她借口寻求美援飞美，实际上是逃离中国大陆：“蒋夫人飞美之前一周，有八个箱子飞运美，则此行之真目的别有在。至求援恐不过借题耳。”[1](P156)12月1日，黄炎培同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后来为国民党政府首席谈判代表的张治中专门讨论蒋介石下野问题。张治中说：“当八月间，蒋在牯岭，正考虑议和问题，电文白与邵力子上山，忽中止，则以蒋得经济新方案，大兴奋，谓此真可以制胜，和议之取消以此。翁、王误国殃民，罪应不赦。此次十一月四日，应召自兰飞京，累日详陈不能再战之实况，蒋谓：‘不战将怎样？’答和。蒋谓：‘和直是投降耳。’曰：‘公可暂休。’蒋谓：‘要我下野耶！下野我绝对不出此。’曰：‘那么打不下去怎[末]〈么〉办？’蒋谓：‘败就败耳，革命军人曾怕败邪！’”此为第一。第二，苏联认为，“蒋政权不去，必无办法，去，便有办法”。[1](P157)文白，即张治中。张治中指出，他8月要求蒋介石考虑和谈，蒋介石也在考虑，但以为翁文灏、王云五进行金圆券改革可以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崩溃而中止；11月，张治中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但12月7日，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对黄炎培称“蒋有意下野”，希望张澜和黄炎培等人“函劝”。黄炎培“即当受”，张澜则“立却之”。[1](P158)可见，黄炎培有意接受张治中、张君劢的要求而劝说蒋介石下野和谈。 进而，黄炎培主张采取一定的程序，迫使蒋介石下野以进行和平谈判。12月12日，黄炎培同张治中晤谈国共和谈之步骤与方式，提出：一，“蒋宣言停战下野”；二，“中共响应停战”；三，“重开政协，决定一切”。他建议：此方案须“先征得中共同意”并“分洽美苏大使馆”；“在程序中，孙科缓就行政院长，在宣言中勿提到副总统”。[1](P60)12月13日，黄炎培提出将此办法转告张群“共同进行”[1](P161)。12月23日，黄炎培同民建其他领导人王艮仲、盛丕华、胡厥文等商讨“定请蒋下野文”[1](P164)。12月27日，黄炎培写道：白崇禧自武汉致函他劝说张群、张治中“劝蒋下野”[1](P166)。但是，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和谈五条件，黄炎培的努力落空。张澜指出：“显然蒋介石不愿意和。特别是蒋介石所提出的两个条件，不仅中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关于保持法统与保障国民党军队这两点。这两个条件是人民所不愿意接受的。而且在文告的末段，蒋强调如有必要，他将继续作战。”[4](P353) 1949年1月6日，杜月笙、潘公展、何世桢、程沧波、钱新之、徐采丞等人询问黄炎培“如何与中共通消息，呼吁和平”。黄炎培回答“无法通消息”，应“先探明政府与中共间究竟有无接触”。众人商定“推新之入京，世桢与沧波访美领事，相约今天会谈，对外不发表”。[1](P171)1月7日，桂系设法与民盟人士接触，梁漱溟称“如政府有事与民盟接谈，可与在沪之张澜、黄炎培商量”[5]。1月9日，潘公展、杜月笙联名宴请民盟留沪人士张澜、罗隆基、黄炎培，张澜、罗隆基辞谢，但黄炎培“应邀与席”[6]。1月10日，邱毅吾、夏梦辉以李宗仁、白崇禧“之招将入京”，询问黄炎培“对大局意见”[1](P172)。这说明，在蒋介石文告发表后几天，国民党政府和杜月笙还在设法寻求和谈，黄炎培也未放弃斡旋的打算。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认为“和平前途有望”，因为“民盟份子需要获得一官半职，甚愿和平早日成功，作为进阶，此次必然竭力拉拢”。[7]对此，民盟发言人发表声明予以批评，谴责蒋介石发表文告的目的，是以和平攻势延缓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便争取喘息时间编组军队。声明强调，蒋介石集团是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宣布民盟“非法”并杀害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民盟领袖的罪魁祸首，宣布“我们和他们中间绝无‘和平’谈判的可能。他们今天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及早放下武器，迅速无条件投降”[8](P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