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3.04.006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的倡议，强调在以往军事史、政治史研究基础上从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等角度自下而上的观照中共革命，①从而为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过，从空间、地理角度去解读中共革命也尤为必要。任何人类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地理舞台，革命活动同样如此。同时，革命活动自身也会产生很多地理问题，例如革命活动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革命势力的空间推进等等。回顾中共由微弱到壮大直至成功的曲折道路，可以发现，中共革命的进程中有着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地理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②。他还指出，经验丰富的军人如果能“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③。这些论断反映了毛泽东对革命军事活动中地理问题的重视。美国学者沃马克将中共根据地的选址和发展概括为“生存的空间维度”，进一步指出“‘农村包围城市’当然一直作为一种地理上的事实而存在”。④国内唐晓峰也曾对“毛泽东的革命地理”问题有所申论。⑤应星、荣思恒对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初步辨识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⑥本文就1921年至1945年中共革命进程中的三个地理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换一种视角思考中共革命经历挫折、取得成功的原因，以期能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 一、区域不平衡：革命活动开展的空间秩序 1927年以来，中共革命活动总体上形成了由起义、暴动到割据，再到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活动的空间范围早期一度很大，大革命失败后全国性起义、暴动“遍地开花”，此后中央产生了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建立割据政权的思想，中央对革命活动的主要着力点在空间上进行了收缩，只是直至长征以前中共一直无法实现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极为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党内长期以来对于中国革命的区域不平衡问题认识不一。革命活动应在哪些区域开展？中国革命是否存在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的地区？中共革命的历史表明，不考虑中国革命区域不平衡的实际，盲目推广“左”倾主义政策，会产生严重后果。这种区域不平衡的表现有两个方面：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南方与北方的不平衡。 (一)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 在近代中国，城市集聚着一定规模的人口，在空间形态上多有城墙环绕，掌握着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命脉，而农村地区则较为落后，长期属于政治管控的薄弱环节。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深刻认识这个国情，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方针，方能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共成立以来长期“以俄为师”，恪守“城市中心论”，农村地区的革命活动多以配角出现。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革命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此前欧洲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城市斗争落后于农村斗争，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不平衡发展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很难出现同一时期全国性起义、暴动兴起的局势，而只能首先“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⑦。由于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以及革命实践经验的不足，年轻的中共早期领导者并未对这一不平衡现象加以深入分析，相反却将这种不平衡现象视为极端不利于革命发展的“坏事”。中央反复强调工人运动低落于农民运动的巨大危险性，并要求各级党部必须“注意群众斗争平衡的发展”，务必使城市工人的暴动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 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比较冷静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的低潮，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城乡区域差异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在速度上发展的不平衡是“现时形势的特征”。主要问题是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农民游击战争此起彼落地向前发展，而城市工人运动却遭受严重挫折。六大认为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的不平衡。换言之，革命对象政治统治的区域差异造就了中国革命活动的城乡区域差异。于是，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⑧ 但是，六大是在“城市中心论”思想指导下来解释不平衡问题的，因而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没有在不平衡问题上，加强对农民游击战争重要性的认识，反而认为农民游击战争只有和“无产阶级的城市的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起来”，才能“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⑨其次，不认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是农民运动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反而认为“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⑩。1928年7月26日，《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再次明确指出：“中央严重警告过去因白色恐怖困难而放松城市工人运动的各级党部！须知城市与乡村革命运动若不能配合发展，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只有日益扩大，暴动政策便没有实现的可能。”(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