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16717/j.cnki.53-1227/f.2023.04.00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印度国内政治出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两场政治运动的对峙。特别是自2014年印人党在中央强势执政后，一方面，印人党高举“新印度”旗帜，试图将“印度教特性”与民族主义相融合。①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党则凭借次区域民族主义遏制印人党的强势扩张。在次区域民族主义政治较为高涨的邦，如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等，印人党的扩张往往受挫。当下，次区域民族主义势力已经成为印人党扩张势力的最主要对手，甚至连传统全印大党国大党都开始向次区域民族主义倾向靠拢。例如，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近来就公开援引印度《宪法》相关段落，表示“印度不是一个‘民族’(Nation)，而是各邦组成的联盟，类似欧盟”②。 从本质上看，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权力集中模式方面。前者主张“印度教民族”拥有全部主权，并由一个全印性国家集中行使权力；后者主张印度的次区域族群与印度联邦分享主权，并在政治上实行分权。虽然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次区域民族主义两种政治主张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但两者长期不构成影响印度国内政局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国大党一党独大时代。还可以观察到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某种“同步性”。例如，在1967年国大党一党独大首次遭遇严重危机时，印度人民同盟(BJS)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与泰米尔纳德邦的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等次区域民族主义政党成为主要受益者。而在英迪拉·甘地(Indira)去世后国大党霸权加速瓦解的过程中，印人党和诸多次区域民族主义政党也成为主要受益者。印人党在1989年人民院选举中斩获85席，远高于1984年的2席与1967年BJS的35席。同时，泰卢固之乡党(TDP)等次区域民族主义政党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左翼政党执政的西孟加拉邦与喀拉拉邦也在这一时期加速转向次区域民族主义。③ 从邦级政治的角度看，在国大党霸权崩溃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些邦兴起，而次区域民族主义则在另一些邦兴起。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分化的出现?本文的分析将围绕一问题展开。 一、国大党的印度民族主义：包容与转化 民族主义可以从心理和政治两个层面界定。在心理上，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其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或者是对于民族利益、民族独立与民族统一的信仰或主张，或者是一种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在政治上，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追求建立自己国家的政治运动。④许多研究都指出，民族主义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特别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化社会建立在复杂的、不断积累和变化的劳动分工之上，这就使得同质、标准的文化成为必需。⑤这种基于标准文化和外部社会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必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强调民族主义基于现代化导致的人类思维模式的改变。在前现代社会，社会普遍围绕“神圣语言”文本所揭示的“真理”组织成“古典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赋予人们归属感与意义感。⑥然而，随着中世纪普遍宇宙原则失去对人心的掌控力，人类需要一种新的能将“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地连结”的方法，以满足其对于归属感和意义感的心理需要。⑦民族主义也成为当代满足人类上述心理需求的主要模式。 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兴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与政治权力的集中行使密切相关。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集中、市场经济力量的拓展与统一文化的创建。盖尔纳认为工业社会对于分工的需求促使集中权力的国家出现，特别是在外部社会化方面的强制性要求，使得国家与构建同质化文化的思潮联系在一起。⑧诺斯(Douglass C.North)强调了权力集中的国家对于促进大规模非人际化交换的不可或缺性，“那些能使人们在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条件下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复杂契约，必须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⑨第三方实施意味着国家必须成为一种监督产权和契约落实的强制力量。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构成了国家权力集中的动因，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战争产生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促进了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在欧洲的出现。欧式民族主义国家建构模式又由于欧洲在全球的优势而在全球扩散。⑩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新的对社会的共同崇拜形式而兴起。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就是特定社会对其组织形式公开进行的集体自我崇拜，“无论是恶毒的和暴力的，还是温和的和难以捉摸的”。(11)这种“公开的崇拜仪式”构成了对与之关联的权力集中形式的合法化论证。因此，盖尔纳将民族主义首先定义为一条政治原则。(12)权力集中模式进一步决定了经济利益分配模式，正如诺斯指出的，“政治体系界定并实施着经济体系的产权”。(13) 恰恰因为民族主义与权力集中直接相联系，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也往往是一个充满斗争的时代，这种斗争往往围绕权力集中的具体形式展开。正如阿罗(Kenneth J.Arrow)曾论证过的，不可能产生一种制度来确保其政策能够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某个占支配地位的行动者的权威去强制性做决策。(14)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势力都不愿意在新的政治经济的安排下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往往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指出，现代化在摧毁旧的权威同时，往往会在许多社会势力中引起新的共同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尽管这些社会势力长期以来可能“只是一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15)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制度供给予以匹配，往往导致政治动荡和骚乱。(16)盖尔纳也将这一阶段描述为“狂暴的时代”。相互对立的权威争相提出“民族构建”的主张，试图收买人心，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