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认为，“The Fourth Estate”即“第四权”或“第四等级”的概念最早是由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87年提出的，主要指除英国议会中的上议院神职阶层、贵族阶层和下议院“第三等级”之外的等级。①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认为，“第四权”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英国辉格党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麦考利将坐在议会中的记者们称作“王国的第四等级”，②即除贵族、僧侣、资产者之外的“第四等级”。1850年，F.K.亨特(F.K.Hunt)出版《第四等级》一书，追溯了新闻的历史，肯定了媒体的贡献。③还有学者认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辩护时提到了“第四权”，他认为新闻界在监督政府机构方面占据首要地位。④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里给出了关于“第四权”的一般定义。他指出，印刷和写作使新闻界成为“第四等级”，记者们由此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权力——“第四权”。卡莱尔写道：“现在无论谁都能对整个国家讲话，这变成了一种权力，政府的一个分支，这种权力在立法以及所有的政府行为中有不可剥夺的分量。”⑤可以说，自19世纪始，“第四权”或“第四等级”就开始专门指新闻媒体，而新闻界也逐步认为自身是代议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在美国，大众传媒因其无所不在的社会影响力被人们普遍视为是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或“第四等级”。对此，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指出，“美国的第四阶层实际上是政府的准官方第四部门”。⑦综合上述定义，本文认为，所谓“第四权”，主要指美国的大众媒体，包括传统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CNN)、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A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以及20世纪末至今因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所产生的新媒体，有人称之为“网络第四权”⑧，主要包括新兴大科技公司所运行的社交媒体，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照片墙(Instagram)等。 大众媒体从产生就对美国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从1830年代“第四权”开始形成到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时“第四权”进入成熟期，其对美国政党制度及经济生活发挥了比较正面的影响。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第四权”开始蜕变。“第四权”为何会蜕变，其具体表现及发生机理是什么?“第四权”蜕变产生的后果有哪些?这都是很有意义且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一、美国“第四权”的雏形：殖民地时期至美国建国初期的党派媒体及其作用 殖民地时期至美国建国初期，美国媒体还不是真正的大众媒体，它最初受制于政府，而后主要变为党派媒体。美国这种早期媒体与较为宽松的言论出版环境紧密联系，对政府有一定程度的监督，其具有“第四权”的一些特征，因而被视为美国“第四权”的最初表现形式，在美国两党制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一)美国早期媒体的产生 美国早期媒体的产生及发展与其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出版环境密切相关。追溯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很早就出现了媒体。1638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创办了印刷机构，并出版书籍以促进殖民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媒体诞生之初，其力量比较弱小，而且大多依赖于政府，受殖民地当局的扶持和控制，当时的报社几乎都在其发行的报纸上印有“Published by Authority”(官方出版)的字样。不过，在殖民地时期，媒体发展在受政府限制的同时，也享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因而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美国媒体得到较大发展并呈现出繁荣之势。 独立战争前期，随着革命形势及启蒙思想的发展，媒体得到更大的发展，其社会及政治影响力也逐步提高。“曾格案”⑨扩大了新闻言论空间，激发了殖民地民众对新闻事业的热情，进而为媒体在革命中发挥动员民众、传播思想等作用埋下了伏笔。1765-1766年，北美殖民地爆发了以“印花税法案”为标志的抗税运动，印花税法规定对殖民地的印刷品征印花纸税，而这不利于北美印刷业和新闻业的发展，引起了殖民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加剧了独立战争前的紧张局势。在这一时期，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及其思想大多是通过小册子等印刷品被广大殖民地民众所熟知的。在风云激荡的1776年，美国革命者们纷纷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宣传他们的革命主张和政治理念，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标志着美国诞生的《独立宣言》也是由大陆会议交给《宾夕法尼亚邮报》大量印刷成宣传品而得到广泛流传的。在革命中，新闻、出版得到了更多重视，这成为独立战争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 美国建国后，1787年宪法最初没有关于言论、新闻、出版的规定，但美国国父们已经认识到媒体对政府行政的重要意义。杰斐逊就称，“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拥有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无政府的报纸，那我将一刻也不犹豫地选择后者。”⑩在杰斐逊等人的努力下，17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第一条就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剥夺言论或出版权利。自此，美国的言论、新闻、出版权利在宪法上得到确认，新闻媒体由此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