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16717/j.cnki.53-1227/f.2023.04.006. 价值观外交与供应链安全①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有着重要地位。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宣称将领导国际社会结束暴政，以此促进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传播，并开始把供应链安全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奥巴马政府侧重发挥“巧实力”，注重同盟伙伴体系的重构。《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的出台实现了全球供应链与美国价值观的绑定，“全球供应链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②而特朗普上台后掀起背离自由主义价值、走向孤立主义的“外交革命”，在“美国优先”的安全战略下，一系列审查监管、投资限制、技术封锁措施强化着供应链安全的显著度。自拜登政府施政以来，《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表明，价值观与供应链安全的关联性明显提升，价值观也成为拜登政府推行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础。本文拟剖析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并就具体的表现、动因与成效进行探讨，以全面认知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政策。 一、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 面对多重的交织危机，能否有效修复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成为影响拜登连任与否的关键。在经历过特朗普时期的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洗礼后，拜登政府试图以复合性与平衡性的政策来完成修复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的目标。一方面，以虚实并重的政策理念为指引，追求价值观与物质利益的融合与平衡，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成为重塑联盟的纽带，也成为提升美国吸引力与影响力的低成本手段。另一方面，构建内外兼顾的政策布局，确定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大幅度投资基础设施，推行中产阶级外交，实施“绿色新政”，在“重振国内民主”的同时打造“民主国家联合体”，使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不再有明确界限，实现重振国内政治经济活力与巩固全球领导力的联动统筹。拜登政府将重塑美国持久优势作为核心命题，以捍卫美国价值观、重振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为依托强化现有优势，依托“民主国家联盟”(Coalition of Democracies)构想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印太战略”两大联盟体系，并推动二者形成紧密联动态势。③而以价值观为串联的联盟关系网是存在明显界限的同质场域，在该场域内，其以打造安全、弹性、可持续的供应链，重现美国经济基础的持久优势为根本出发点。拜登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与供应链安全并非两轮并行关系，作为纽带的价值观建构着保护供应链安全的同质场域，成为推行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础。 第一，以价值观界定供应链安全的风险。根据风险严重程度的划分，供应链面临着协调风险与中断风险。一方面，拜登政府强调价值观差异带来的协调风险，认为持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较难形成互相信任、流畅透明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正如一些白宫经济顾问所言，“由于供应链各方之间缺乏信任，他们会担心过多的信息交流会削弱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增强对方的议价能力。”④而随着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美国供应链结构呈现复杂化、延长化、分布不均以及供需信息扭曲的现状，时常出现时滞效应和“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供需平衡协调难题阻滞着供应链的畅通运行。面对这种现实的结构性矛盾，拜登政府发挥价值观的凝聚作用，通过相似的价值观唤起共鸣，增进彼此信任，减少或搁置同盟友之间的部分纠纷，⑤以增强供需各方沟通协调的流畅度与透明度，降低协调风险。 另一方面，价值观有着动员力，可以有效明确对手和转移矛盾，以此来强化供应链的中断风险。在“发达国家卖→发展中国家买+发展中国家卖→发达国家买”的全球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式的利益博弈。⑥尤其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影响力的上升，美国在制造业、关键矿产等方面呈现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拜登政府宣称中国正在利用这种结构性依赖威胁美国，并将中国塑造成威胁美国供应链安全的首要对手，让美国供应链面临着中断风险。拜登政府着力刻画这种图景，“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⑦威胁着民主国家的供应链安全，在效率导向的全球供应链国际分工格局中，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不公平措施”造成了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⑧由此，拜登政府以构建民主国家间“普遍韧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应链为口号，以民主价值观为抓手对全球供应链结构进行切割，实现民主国家与竞争对手国家的二分。 同时，拜登政府以“共同价值圈”推动着供应链本土化与区域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连续冲击，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消费需求激增、关键产业延误等现实难题，外在环境的刺激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的中断风险。与前任政府采取的断供、制裁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侧重打造“共同价值圈”，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购买美国货”、加大“圈内”投资与援助、加强关键产业的物资储备与产销合作等方式刺激着供应链的本土化与短循环。在这种结构设计下，“共同价值圈”成为阻断供应链中断风险的防护罩。美国对供应链上的国家存在明确分类，一类是同观念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即同美国享有共同价值观或利益的同盟或伙伴；另一类是其他国家，即非同观念国家。⑨在由同观念国家构筑的“共同价值圈”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美国利用结构性权力改变着同观念国家的生产与供应，推动国防、公共卫生、通信技术等关键产业向本土或盟国转移，在缩短供应链的同时增强未来供应链的多元性与完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