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政治哲学中的演化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B56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3)05-0154-08

       休谟的政治哲学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原因在于休谟过于超前：能够让我们真正读懂休谟的理论工具——演化博弈论，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出现。休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超越其时代的深刻洞见。但这种超前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与休谟同时代的学者很难读懂休谟，这极大限制了休谟在政治哲学史中的影响力：“休谟的解决方案是优雅而直白的，但是却没有说服很多人。或许多数情况是他们没能理解休谟对惯例的分析……所以两个多世纪以来，实际上似乎无人能够领会休谟的论证。”①另一方面，由于理论工具的缺失，休谟无法为其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如果洞见缺乏证据人们便可正当地将其视为猜测。到底应如何解读休谟的政治哲学，基于演化博弈论对休谟的解读能够为规范研究提供何种启发?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演化博弈论与休谟对策略性互动的理解

       演化博弈论是演化机制与博弈论的结合。与达尔文时代的进化论相比，今天进化论的重大进步之一是其数学化。演化机制中基因变异、自然选择等机制都可以用数学公式精确地描述。②这实际上将演化机制从传统的应用场景中抽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理论工具。20世纪70年代，生物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将博弈论与演化机制结合，梅纳德·史密斯对动物冲突行为的研究标志着演化博弈论的诞生。③简单起见，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中，我们可以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互动策略视为生物演化中的基因，将人们策略的多样性及其变化视为基因突变；不同策略在人们长期互动中对应着不同的收益，可将其视为生物演化中的适应水平；收益越高的策略采用的人越多，相当于生物演化中的基因复制与繁殖。基于其自身特性，演化博弈论十分适合描述人们社会交往中长期的、动态的互动。哲学家日益关注演化博弈论的原因在于，它能够解释诸如公平、正义、利他、同情等道德价值，以及诸如不可杀人、不可撒谎、不得残酷对待他人等道德规范，如何能够在人们的社会合作与交往中自然地产生。

       所谓策略性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指的是，参与博弈的玩家其收益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行为选择，也取决于对方的行为选择。比如，一位男士与一位女士约会，每个人都有赴约或不赴约两种选择。假如男士选择赴约，他的这一策略选择并不能决定他的收益，因为对方是否赴约，他的收益是不一样的。简言之，策略性互动实际上是以博弈论的思维理解人们的社会互动行为，而不论是否使用了博弈论的术语。

       休谟对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策略性互动有十分深刻而全面的理解。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休谟讨论了三种重要的博弈范畴，这些范畴涵盖了社会生活中大部分重要的博弈类型。它们分别是：冲突(Conflict)、合作(Cooperation)与协作(Coordination)。其中，合作博弈是最重要的博弈类型，学界讨论也最多。第二，休谟有意识地区分了小规模与大规模的策略性互动。同样的问题，在小规模共同体和大规模共同体中展开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例如，合作在小规模共同体中更容易达成，当共同体规模变大合作的达成会变得更困难。从休谟的文本看，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第三，休谟很清楚单次博弈与重复博弈的不同结果。面对同一个博弈，比如囚徒困境④，单次博弈注定无法逃脱囚徒困境，但长期重复博弈则有可能逃脱此困境。休谟对守约等问题的讨论表明休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⑤考虑到上述几点是20世纪下半叶才取得的进展，休谟对这些问题的超前认知确实是相当惊人的，就像他二十几岁就完成了《人性论》一样。

       直观起见，右表列出了部分休谟讨论过的策略性互动。⑥

      

       休谟是在长期动态互动的背景下讨论这些策略性互动的，因而休谟的政治哲学包含了大量演化博弈论的思想。甚至可以说，离开了演化博弈论要读懂休谟几乎不可能。考虑休谟政治哲学的立场和旨趣，即成为道德与政治生活领域的牛顿力学⑦，休谟政治哲学的这一特征并不令人意外。休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比如“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自然之德”(Natural Virtue)、“人为之德”(Artificial Virtue)，都能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加以阐释；休谟对财产、正义、政府起源的讨论，也能在今天演化博弈论的文献中找到支撑。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讨论上述所有策略性互动范畴。下文将以休谟对秩序的讨论为切入点，以期管中窥豹，揭示休谟政治哲学中的演化博弈论思想。这一讨论将在与霍布斯的对比中进行。因为，一方面霍布斯对休谟的政治哲学有影响，休谟在诸多论述中回应霍布斯；另一方面，霍布斯是政治哲学史上另一位对策略性互动有深刻理解的哲学家。

       二、策略性互动中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如何可能，是每个政治哲学家都会追问的基本问题，休谟和霍布斯也是如此。休谟和霍布斯讨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近似的。二者都假定个人会追求自身利益，并且个人会欲求更多的利益甚于较少的利益。就此两点而言，这种假定与今天的理性人假定是一致的。此外，休谟还讨论了正义的环境：这种环境不能太好，如果自然的馈赠使每个人伸手够到树上的果子就能果腹，正义就是不必要的；这种环境也不能太差，如果物资的匮乏使得人们的合作变得不可能，正义也是不可能的；只有“适度的匮乏”使得人们之间的合作变得必要，同时又需要管理人们之间的冲突，我们才会谈论正义。⑧霍布斯虽然没有讨论环境，但从他对自然状态的讨论分析，他对环境的设定(就“适度匮乏”而言)和休谟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