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和平等权利是政府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大量研究表明，1949年以来少数民族的整体教育水平快速上升（何立华、成艾华，2015；孙百才等，2014；孟大虎等，2017；张爱芹、高春雷，2019）。例如，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少数民族的平均教育年限在1990年为4.2年，到2010年时上升至近8年（孙百才等，2014）。与此同时，学者们发现，尽管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持续上升，但与全国平均水平依然存在差距（何立华、成艾华，2015；孙百才等，2014）。例如，1990年少数民族平均教育年限比全国平均水平短1.3年，而2010年这一差距为0.8年。但也有学者发现，满族、朝鲜族等10余个少数民族的平均教育年限长于汉族（孙百才等，2014）。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文聚焦清末以来满族的教育获得，考察其在百年社会变迁中如何提升教育水平和实现社会流动。选取这一群体的主要原因是：满族是当前人口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并且曾在中国历史上两度建立封建王朝，包括（满族祖先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和清朝。作为清王朝的统治民族，满族曾在经济、教育等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上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而清王朝统治结束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迁，那么满族的教育是否能维续较高的水平？如果是，这在长期的社会变革中又是如何实现的？ 尽管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一直属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阵地（李春玲，2019；李培林，2019；李路路等，2018；刘欣，2018；李路路、朱斌，2015；李强，2008；Wu，2019；Zhou & Xie，2019），围绕教育分层与不平等的中外研究也相当丰富（李春玲，2003，2014；李煜，2006；梁晨，2012；刘精明，2014；吴愈晓，2013；Raftery，1993；Lucas，2001），但有关中国社会长期流动性的研究比较缺乏（郝煜，2013；Song，Campbell & Lee，2015；Xie & Zhang，2019）。在近代百年历史巨变背景下，不同群体的教育获得是否发生变迁？地位维续或变迁的动因是什么？满族教育获得的变迁如同一项自然实验，为我们理解百年历史长河中的社会流动打开了一扇窗口。 本文将使用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3—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百年来满族教育水平的变迁趋势及其原因。 二、理论分析 （一）清朝时期满族教育的快速发展 清朝时期，满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经历了一系列急剧变革。满族入关以来，与汉族杂居共处，在政治制度、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接受了汉族的传统，从过去的渔猎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其婚姻、殉葬习俗也不断受汉族习俗影响，发生了变化。这些变革的主要动力有两个。一方面，为了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满族开始尊孔崇儒，并强调清朝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汉文化本身形成了博大包容的特征，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将周围民族吸进这个凝聚核心（费孝通，1989）。 满族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使清朝政府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张国昌，1986）。清代教育主要包括教育八旗的官学、教育宗室的宗学和教育普通旗人的义学，而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则分为文场和武场，筛选标准不拘旗人，各族皆可应试（马子木，2014；陈鹏，2018）。此外，有两项教育制度是专为旗人而设的：一是国语骑射，依照《大清会典事例》规定，“骑射、国语及满族之本务，旗人之要务”，各类学校坚持该教育方针；二是翻译科举，专为旗人而设，它融合了满洲政治传统和中原制度模式（马子木，2014）。这两项教育制度不仅有效提升了满族的教育水平，同时也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 当然，清朝满族教育水平的提升不仅源于上述教育机构与教育制度，更植根于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我国现代学校正式教育是在近200年的时间里逐渐兴起的，在此之前，由于学校教育尚不发达，家庭教育才是当时人们实现教育获得的主要方式（孔霞、龙玲玲，2011）。根据以往学者的考察，清朝时期满族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当时家庭教育的形式相当丰富，内容涵盖了道德、文化、体育、生活等众多领域（孔艳波，2006）。以文化教育为例：满族成员不仅重视满文、汉文兼顾的语言文字教育，还注重以经史、诗词歌赋为形式的文史教育，以及以书法、绘画为形式的艺术教育（孔艳波，2006）。家庭教育不仅为满族入主中原提供了人才培养上的支持，也提升了依旧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成员的教育水平。后来清初被发遣东北的汉族成员以私塾方式开展私家教育，也成为当地八旗子弟接受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陈鹏，2018）。 清朝末年，尽管教育制度伴随政治环境经历了许多变革，但满族对教育的重视一如既往。戊戌变法后，许多曾为满族教育专设的学校就此关停。但是，据史料记载，1900年，为解决旗民生计，清统治者提出“生计之谋，务在实事，如学校虽广设，而尤教育之普及”，许多满族人尤其是贵族子弟又纷纷回到学校读书（张国昌，1986）。同时，在大兴西学的浪潮中，各级政府开馆招收满族子弟，教授外语并培养翻译人才。在此背景下，出国留学成为当时满族贵族的一种时尚，出国留学生中也以满族子弟居多（张国昌，1986）。整个清朝期间，满族的整体教育水平已赶超汉族（齐红深，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