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美丽乡村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步，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良治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普惠民生福祉的关键步骤，得到了持续的制度性支持。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②；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同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等相关文件出台，对农村环境治理提出了具体要求；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出台，不仅将生态宜居纳入促进乡村振兴的总要求，而且明确了建立包含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2022年，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被明确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通过梳理近十年来的政策脉络，不难看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已被列入政策议程，而制度落地成效高度依赖行动者的参与，“谁来治？如何治？效果如何？”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传统“自上而下”的管制型乡村环境治理模式因治理成本高、效果不佳而备受诟病（彭向刚、向俊杰，2015）。相较而言，“自下而上”的参与型乡村环境治理模式关注地方语境，重视激发村民作为乡村主体的能动性，不仅有助于弥补行政管控下环境治理的缺口（张紧跟、庄文嘉，2008），还能够挖掘村庄文化和地方智慧，吸引并融合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实践的有序参与（胡溢轩等，2021）。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农村环境治理受到重视是近三十年的事情，此前农村环境治理缺少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支持（杜焱强，2019）。从社区层面看，乡村是“熟人社会”，个人对声誉、面子的关注具有规制和激励农民环境行为的作用（唐林等，2019）。但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外流，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受到冲击，原有的社会关系难以维系，“熟人社会”的约束作用弱化。因此，乡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具有社会情境性。 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公共行动，讨论其机制和效果，势必关涉行动者的环境行为。对此，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Theory，VBN）颇具解释力。它们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到的行为控制，以及个人价值观、信念等层面检验并解释了环境行为的产生机制（Ajzen，1991；Stern，2000）。但计划行为理论以理性人为假设，强调个体在自我控制条件下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忽视了个体行为背后的情境性、制度性和文化性因素。人们的环境行为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而每个时空序列有其独特的情境性和文化性。受TPB和VBN理论对行动者行为结果评价和认知观点的启发，本文尝试拓宽环境参与行为的解释维度，建立环境治理效果评价与村民环境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机制。同时，考虑到村民不断受到参照群体影响，沉浸式交往带来趋同的社区归属感，本文以社区归属感作为调节变量，提出“环境治理效果评价-环境参与意愿-（社区归属感）-环境参与行为”解释框架，并以浙江省安吉县的调查数据对其加以检验。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综述 （1）乡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公众参与作为政府善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它力求促进那些可能受环境决策影响的人的参与（O' Faircheallaigh，2010），是民主原则在环保领域的体现（黄森慰等，2017）。既往研究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据（Diduck et al.，2007），同时也指出目前实现有效的公众环境参与仍存在诸多挑战，公众参与重视不足（Ortolano & Shepherd，1995）、专业知识贫乏、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以及制度化渠道不完善等因素都限制了公众的环境参与（张保伟，2016）。 过往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颇具启发性。布瓦拉尔和帕耶从公民行为角度将亲环境行为分为生态倡议、生态公民参与和生态互助（Boiral & Paillé，2012）；亨特等人根据环境行为的实施空间划分了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Hunter et al.，2004）。早期有关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关注心理因素，如认知、情感、态度等的作用。阿杰恩等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图和行为组成的解释模型，其中，行为意图不仅直接影响行为，还在其他变量和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Ajzen & Fishbein，1977；Ajzen，1985：11-39）。学者们对行为意图的作用进行了检验（Kaiser & Gutscher，2003），发现在绿色出行（陆欢等，2022）、垃圾处理（崔亚飞、Bluemling，2018）、回收行为（Rise et al.，2003）、绿色消费（劳可夫、吴佳，2013）等具体的环境行为上，行为意图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也有研究注意到心理因素受制于宏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区域和城乡差异对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有重要影响（顾海娥，2021）。城乡居民在环境关心水平、环境感知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其环境行为（Berenguer et al.，2005）。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研究还关注农业生产行为，并考察其与日常生活实践、自然环境、政策工具、声誉激励、技术采用之间的关系（Foguesatto et al.，2019；石志恒、张衡，2020）。此外，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城乡背景下的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差异，相对忽视了村庄之间的差异。不同村庄有其独特的乡规民约和习俗，由此形成不同的群体共享价值、社区归属感、荣誉感以及社会交往偏好。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同样的制度政策呈现出不同的落地效果和评价结果，这些地方性差异也影响乡村居民的环境参与意愿和行为（贾亚娟等，2022）。因此，考察乡村居民在日常实践活动中的不同环境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环境治理效果评价和社区归属感等变量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深入理解乡村环境社会治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