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十年间，数字劳动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将自身定位为“技术公司”和“数字市场”，通过数字技术将服务提供者与需求者相匹配，在此过程中收取佣金。一方面，数字劳动平台不直接生产，很少直接雇佣，甚至也不直接管理；另一方面，它们又有效把控着劳动过程，能够对价值链与信息链进行“全景控制”。平台如何协调这种结构性矛盾成为平台研究的重要议题。 相关研究展现出蓬勃生命力，如关于平台对整个社会流动信息的普遍控制（Just & Latzer，2017；Kenney & Zysman，2020）、劳动过程的全景监控和时间纪律等分析（吴清军、李贞，2018；陈龙，2020；Griesbach et al.，2019）。学者普遍认为，以算法为核心的技术更新是数字平台成功的关键（孙萍，2019：50）。这种路径揭示了算法体系在工作分配、劳动过程、绩效考核中发挥的作用，为平台如何“控制”劳动自主性与灵活性提供了解释。然而，在将平台视为算法的研究中，平台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好似计算机中枢，而不是组织实体（魏海涛、李国卉，2022）。 传统理论认为技术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升，但索洛悖论显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中间的关键性变量“工作组织”被忽视了（Askénazy & Gianella，2000；Valenduc & Vendramin，2016）。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传统出租车企业也借用平台技术进行车辆调度，但是为什么它们没有成为“滴滴”式的庞然大物？数字平台真正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是其中的工作组织，而非生产技术（Stanford，2017）。算法的本质依然是人对人的管理，我们需要重回经济与组织的视角，通过回答数字劳动平台是什么、做什么，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平台的控制结构。 一直以来，市场与等级在经济活动中是两种替代性组织治理模式，通过对行动产生不同影响，使不确定的交易得以完成（Williamson，1981）。数字劳动平台的出现与兴起再次引发关于市场与等级的讨论，一方面，这些平台具有高流动性与低组织性的特征（Shapiro，2018），它们与零工劳动者更多签署合作式的劳务合同，而非雇佣性质的劳动合同，通过市场“合作”方式获得丰富的劳动力储备，保障业务连接持续进行。另一方面，数字劳动平台也具有强大的等级组织能力，通过类似于雇佣关系中常见的设定目标交付成果、监督与评分等方式巩固其权力。显然，数字平台挑战了现有的组织模式，使工作和组织的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那么，平台是如何通过组织模式的革新来进行组织治理的？平台的组织治理模式是高度灵活的市场化体系，还是高度控制的等级化体系，又或者是一种全新的结构？ 二、组织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争论 为了研究数字劳动平台的组织革新，我们首先将对传统组织治理模式进行归纳分析，其次将对既有的关于平台组织的争论进行讨论。 （一）传统组织治理模式：市场、等级与网络 在经济学中，市场与等级一直被认为是“组织资源交易与分配”以及“协调经济参与者”的两大机制（Williamson，1981；Hocker，2008）。其中，资源通过讨价还价来进行分配的组织治理模式被称为市场。它具有高灵活性特征，给予参与者较高的自主权与选择权（Ibert & Stein，2012）。市场模式欢迎所有的外来者，完全在非强制性的状态下完成交易，没有系统设计的管理控制机构，市场合同成为唯一的规范性基础。 但是当市场交易越来越复杂时，市场中合作关系的短期化与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得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及监督成本不断上升，行动者需要寻求更优的组织治理形式。这时，以垂直整合为特点的企业等级制发挥出了优势。正式的官僚权力可以取代市场上耗时的谈判和价格治理机制（Williamson，1981）。与市场的自发调解和短期关系不同，等级是经过严密设计的，依靠长期雇佣，通过对管理层和工人划分职位与任务，建立起较为稳定的权威秩序。 在市场体系下，资源交换由价格机制协调，个体根据产出与价格差获得报酬；在等级制度下，资源由权威下达的正式指令进行分配，成员根据制度规定获得薪酬。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与等级作为相互替代的组织治理模式在经济分析中占据主流地位。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兴起，以正式规则、等级秩序和长期雇佣为特征的组织过于僵化，无法灵活应对日益动荡与细分的消费市场，越来越多依靠等级制度的大公司开始采用市场外包的形式，或是联合起来创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一些学者提出，在离散的市场和高度集中的公司等级制之间存在更多的中间形式或是完全不同于这二者的全新模式（Powell，1990：30-40）。 “网络”概念（Granovetter，1973；Powell，1990）的出现是对这种二元划分形式的第一次挑战。它的支持者宣称网络是依靠组织间互惠与信任的治理模式，成员之间需要互相信任，并进行数据信息交换，然而，强调互惠与支持的网络模式也被称为乌托邦式的想象，现实中很少有组织会采用这一治理模式。因此，90年代后这一学说逐渐式微，至今仍然没有新的概念能够撼动市场与等级在组织治理模式中的二元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