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不稳定工作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较大规模的扩散（Standing，1999；Kalleberg，2000），工作不稳定性也成为职业社会学理解劳动者地位的重要视角。不稳定工作的发展既与产业结构转型、数字化平台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Piore & Sabel，1984；谢富胜等，2019），也与个体主义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有关（Bernstein，2006）。随着中国社会对灵活就业关注程度的提高，本土社会分层领域关于不稳定工作的研究也逐渐兴起（薛进军、高文书，2012；李骏，2016a，2018；石智雷等，2022；朱斌，2022），但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稳定—不稳定”工作者在客观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实际上，工作状态同个体对社会的态度密不可分，工作稳定性带来的态度分化同样值得关注。职业群体的社会态度会对转型时期的社会整合带来影响，其中，社会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个体对社会的信任度。 根据传统观点，社会结构是社会信任最主要的分析视角（Luhmann，1979；Zucker，1986；Seligman，1997），其依据是结构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往往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这种脆弱性使得他们难以信任他人。对于个体而言，劳动力市场结构是一种能够直接影响他们生存机会、塑造社会态度的结构形式，这也是本研究重点讨论的结构形式。现有关于信任的研究主要强调户籍分割、部门分割给劳动者带来的影响（胡安宁、周怡，2013；唐兴军、王可园，2014；王毅杰、丁百仁，2017），其主要机制在于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带来了政治参与及相对剥夺感等方面的差别。 与户籍分割、部门分割等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性的分割是一种受制度影响、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分割形式（李骏，2018；朱斌，2022）。在特定时期，是否选择稳定工作可能只是劳动者工作价值观的体现，并不具备明显的“分割”属性；而在另一时期，不稳定工作则是劳动者人力资本不足带来的“无奈之举”。本研究试图在工作稳定性这一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下，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工作稳定性是不是一种能够带来信任分化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其二，不稳定工作对于劳动者社会信任的影响，是否受制于就业市场的“结构约束”，即处于何种结构地位的个体更可能受到不稳定工作的影响？其三，工作稳定性这一劳动力市场特性是否呈现出结构化的倾向，即稳定工作与不稳定工作在社会信任上的差异是否呈现扩大的趋势？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信任 谈论社会信任时，往往会区分两种类型的信任模式，即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Luhmann，1979）。前者与降低社会交往复杂性的各种防御机制有关，后者更加注重彼此间的情感与了解程度。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人际信任。 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是影响人际信任的重要因素（Luhmann，1979；Zucker，1986；Seligman，1997）。“结构”的力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宏观社会结构及变迁对个体人际信任的影响（Seligman，1997；敖丹等，2013；胡洁，2020；田北海等，2021）；另一方面是微观结构特征对信任的影响，譬如，教育就是影响信任的微观结构特征，受教育程度对个体信任社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Paxton，2007；Borgonovi，2012；齐亚强、张子馨，2022）。 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制造的结构是影响劳动者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劳动者处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中，首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工作质量普遍较好，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工作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Doeringer & Piore，1971）。这种物质条件的差异是影响个体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Zucker，1986；Delhey & Newton，2003；王绍光、刘欣，2002；敖丹等，2013；胡安宁、周怡，2013）。在中国，有两种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体制分割与户籍分割。从体制分割的角度来看，私有部门与公有部门劳动者在一般信任上存在差异，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其社会信任度往往会比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更低（胡安宁、周怡，2013）。从户籍分割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在外在压力与自身心理的影响下，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交往范围局限于亲缘与地缘关系，人际信任水平较低（唐兴军、王可园，2014）。此外，农民工的生活处境与社会体验更差，这也影响着他们的人际信任（王毅杰、丁百仁，2017）。 就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分析而言，结构因素对于信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劳动力市场结构往往是多重因素建构的，不同结构因素对于信任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一些研究发现，自评社会地位与信任正相关，但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可能并非线性（王绍光、刘欣，2002）；其二，劳动力市场结构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同一结构的解释力也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如市场化与信任就可能呈现出“倒U形”的关系（陈忱，2021）。总而言之，对信任基础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分析，可以纳入更多的维度，如个体所处结构的多维性以及结构自身的变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