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的比较文明视野里，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之间存在不可融通的地方，如自然法的缺乏、形而上思想的欠缺、君子不器的态度、无法摆脱巫术和祖先崇拜，以及缺乏自主的救赎教义或伦理等。韦伯这种保留的态度往往被看作其思想和论证严谨的体现，也影响了一波近代的中国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不具有先发优势，但可以后起而追之。而史华慈并不以“有无”看待中西思想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在中西思想的核心表述中有一些相同的要素，如超越性的秩序、君子作为政治秩序的担纲者以及人类秩序和神圣秩序的中介等。可见，韦伯与史华慈对中国的宗教与文化所做的思考有大量交叉和重合，且都有明显的中西文明比较意图。但在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些重要议题上，两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种差异引人深思。韦伯和史华慈并非同时代人，但韦伯留下的问题意识和关键概念超越了其时代并影响了后来者的研究，而史华慈在其文本中也不断回应韦伯留下的这些问题。本文认为，和韦伯一样，史华慈也认可文明现代性的基础需要从自身的伦理资源中去发现这一观点。韦伯从文明比较的进路出发，认为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的特殊性体现在一种超越秩序和世俗秩序的紧张关系上；而史华慈通过重返“轴心时代”，同样在古代中国思想中发现了一种超越的伦理取向，并认为这种取向深刻塑造了其之后的历史。 一、重返“轴心时代”的超越性问题 一百多年前，韦伯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宗教的研究著作《中国的宗教》，这本书对中国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领域做了复杂的描绘与论证。如苏国勋等（2016）所言，在当时的欧洲，这样一本以中国宗教和文化为主题的专著是绝无仅有的。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著作在西方世界所激起的讨论和争议延续至今，如此之影响力同样见于该书。在韦伯“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主旨下，处在各大宗教及其文明影响下的知识人，都无法摆脱从中寻找自身位置的倾向。韦伯研究的影响力何以如此之大？作为基本问题的设定者（梁治平，2016），面对现代社会之兴起这一基本问题，韦伯迅速做出了反应，以尽可能全面地将众多文明体纳入其宏大视野，同时他提问的方式又是简练明晰的。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尤其是身处这些文明体中的学人，只要他们共享着韦伯的忧虑和关切，就无法绕开他的研究。① 韦伯根据其对基督新教的研究设定了衡量宗教理性化程度的标准，他对中国宗教的讨论也始终是在这一标准之下展开的。这两个标准分别是：“其一，这个宗教对巫术之斥逐的程度；其二则是它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及以此它本身对应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韦伯，2004：309）韦伯的论述方式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理性化”概念和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联（汪晖，1997：20）。韦伯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套用到其他文明的体现，其结果就是将“理性化”本身塑造成一个普适性和规范性的概念。 史华慈很少直接引用韦伯，他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感兴趣，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影响。自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以来，它便给历史学家和那些关注文明比较的思想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轴心时代”不仅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史学观念，而且是20世纪多元文化观念在历史领域的重要体现（陈来，1996：1）。雅斯贝尔斯（2018：7）的洞见在于：“倘若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史的轴心，那么它一定是作为一个对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通用的事实，在经验上予以发现的。”无论是在中国、印度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开始意识到一种整体的存在，以及自身的存在与局限。他们开始在自我的深处和超越的明晰之中体验到一种绝对性（absoluteness）（Jaspers，1953：2）。雅氏赋予了这一时期极为重要的伦理意义：这个时代诞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同时也开创了人们仍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宗教，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这都是迈向普遍性（universality）的一步。这种普遍历史的建构超出了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单一演进思路，试图把各个文明中的人们通过“单一的起点和目的”联合起来（Jaspers，1953：17）。罗哲海（2009：33）由此指出，雅思贝尔斯的兴趣不只在于建立解释古典哲学的标准，还在于在“统一观点”的基础上，严肃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异文化”。史华慈就试图将其对古代中国思想的研究建立在这一进路上。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雅斯贝尔斯和马克斯·韦伯之间的智识关联。尽管在提出“轴心时代”概念时，雅氏只承认了韦伯的弟弟艾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贡献，但从雅斯贝尔斯本人的经历来看，马克斯·韦伯对他的影响是非同寻常的（Adair-Toteff，2002；Bellah，2005）。作为轴心时代理论的重要发展者，艾森斯塔德（2005：241）也指出，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革命变迁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是以韦伯对世界宗教里程碑式的比较研究为背景的。罗伯特·贝拉晚年在重要的世界宗教史著作中也提及雅氏的“轴心时代”类似于韦伯在比较世界宗教时提到的“先知时代”（prophetic age）（Bellah，2011：271）。我们由此可以推测，雅斯贝尔斯的这一概念既建立在韦伯世界宗教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韦伯基督教中心主义立场的反思。雅氏将其他文明和西方文明置于同一个普遍历史的框架下去理解，这极大地消解了在文明比较研究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