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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社会学的学科史研究除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重要的人物、出版物、组织和制度，也将目光投向学术知识、学科制度、人际交往和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复杂关联。本文采取后一种思路，考察冷战所带来的重视科学技术、了解其他社会、对外文化宣传与对内管控等政府行为和文化氛围，从制度、文化和思想三个方面对美国社会学产生的六点影响：（1）学术界对政府资助的依赖加深；（2）跨学科合作和社会学学科自身认同深化；（3）研究对象和范围受到引导与限制，超脱政治的中立化姿态盛行；（4）科学主义传统进一步强化；（5）“个体～集体”社会模型得到延续和深化；（6）现代化理论等特定理论和方法出现或被广泛应用。时至今日，这些影响有些已经在美国本土消失，有些则扩散到了全球各地的社会学实践中。
），社会学本身的发展却与战争密切相关（约阿斯、克内布尔，2017：2）。更具体地说，战争是塑造社会学今日面貌的一股重要力量。以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和德国社会学的影响为例，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涂尔干学派的十多位成员在战争中丧生（Nandan，1980：12，504），其中便包括爱弥尔·涂尔干（
Durkheim）的儿子安德烈·涂尔干（André Durkheim）以及被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Needham，1973：xi）。一战中已然损失惨重的法国社会学在二战中又受重创：一方面，涂尔干本人的绝大多数档案被纳粹分子丢弃（Abbott，2019：3），而涂尔干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为弄清家人被杀真相，只身前往德国军方所在地讨要说法，随即被捕，战争结束前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科瑟，2002：12-13）；另一方面，一战后到二战前，勒普雷学派（l'école de Le Play）赢得了国际声誉，但随着法国被占领，该学派选择与纳粹政权合作，学术声誉严重受损，且再也没能恢复（屈安等，2021：115-126）。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击垮了两个原本大有希望的学派，也彻底改变了法国社会学的力量格局（科瑟，2002：23-24）。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社会学同样影响深远，尤其是导致了德国社会学的非历史化发展。1933年纳粹上台后，大量德国历史社会学家流亡他国，战后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回归故里。战争期间，纳粹主导的社会学研究深度转向应用和量化方向，原本式微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随即扎根。二战之后，联邦德国的专业分科经历了“现代化”和“美国化”的过程（Steinmetz，2017：477-514）。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研究专家弗里德里希·腾布鲁克（Friedrich Tenbruck）为例，二战后此人协助美国占领军，以顾问身份参与民主基础上的德国高等教育重建工作，切断了德国社会科学与纳粹政权的关联。尽管腾布鲁克是研习哲学出身，但在重建德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从德国古典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转向同时代的美国社会学以及经验主义取向，并将他的思路贯彻在德国社会学的高等教育改革中（Kaesler，2016）。在国际层面上，两次世界大战是社会学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的重要推力。 相较于欧洲大陆，战争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同样深刻。首先，美国社会学所受战争影响显然不限于两次世界大战，例如，1865年结束的南北战争不仅终结了美国南方地区的奴隶制度，而且顺带清扫了在战前为南方政府形式和经济政策辩护的社会科学（罗斯，2018：52-58）。 其次，即便限定于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社会学所受影响也不限于以上所述内容，以院系为例，二战加强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沟通，间接促成了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导，涵盖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建立，而该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都是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中心之一（张弛，2021：333-354；Nichols，1998：87-103）；以人物为例，二战前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均有重要成就的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由于为德国开脱战争罪责和否认对犹太人的屠杀，1945年之后不再见容于美国社会学界（Doenecke，1973：313-323）；此外，由于汉斯·格特（Hans Gerth）、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在流亡美国时带来了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这一原本在美国社会科学中被压制的传统也在战后稳健地成长起来，可以说二战间接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历史社会学在美国的兴起（芒克、斯奈德，2022：91-122）。 再次，在二战之后相对和平的世界格局中（加迪斯，2011：289），美国社会却经历了多重巨大变化，备受战争影响。除古巴导弹危机和“9·11”事件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及其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对美国社会学影响深远，不仅激进主义传统借此在美国社会学中扎根，原本以帕森斯为首的结构功能主义也广受批判，迅速崩溃（Steinmetz，2007：314-366；Wallerstein，2007：427）。 然而，与“热战”直接、可见的影响不同，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尽管同样形塑了美国社会学，甚至在某些方面影响更加深远，却因为其隐晦不显的影响方式而难以察觉（Abbott & Sparrow，2007：281-313）。我们认为，冷战一方面强化了美国社会学的某些传统，另一方面则激发了一些新生特征。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考察，本文希望说明，一个学科的发展轨迹从来就不只是其内在知识演化的结果，而是与特定历史阶段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下文首先进行文献考察，梳理冷战史和社会学史两个研究领域中的相关成果和不足；接着概述冷战时期对美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政府行为和社会氛围；然后从制度、文化和思想三个角度详细阐述冷战对美国社会学的六点影响；最后总结全文，指出探究冷战对社会学的影响在当下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