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23)03-0010-09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23.03.002 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深刻说明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和模式，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要与其固有的国情和文化相适应。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纵观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各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特色。比如英国，作为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最早进入工业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其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就既有别于一峡之隔的欧洲大陆国家，也有别于文化同源的美国，反映了英国自己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演变，深入分析其主要特征、道路选择和思想根源，揭示其在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特殊性和本土特质，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治理变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重大事件 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成立于13世纪，拥有悠久的历史，但英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却相对滞后，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更是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开启。在这一进程中，19世纪的新大学运动与大学推广运动、20世纪初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立、20世纪60年代的《罗宾斯报告》和20世纪末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是几个里程碑事件，对英国现代高等教育治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新大学运动与大学推广运动 英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发生在19世纪的两场大辩论密切相关，第一场发生在苏格兰与英格兰高等教育界，主要是关于功利教育与自由教育的激辩；第二场则发生在英格兰古典大学内部，主要是科学教育与自由教育的对垒[1]。质疑者对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只注重古典课程学习的英格兰教育提出不满，反对古典大学抱残守缺、将工业革命的成果拒之门外、只培养社会上层“绅士”的现实状况，对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传统教育理念进行了挑战，深刻动摇了这两所古典大学控制英国高等教育的根基。大辩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受教育权利从而促进现实生产发展的客观诉求，直接推动了伦敦大学的创办。 由工业资产阶级于1828年创办的伦敦大学是一所崭新的大学，它关注物质世界和社会现实，保持与宗教的距离。不同于牛津、剑桥对学生都是国教徒的要求，伦敦大学明确提出不限制学生宗教信仰，是英格兰第一所招生不必通过宗教考试的学校；注重社会现实需求，根据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课程，传授现代学术和自然科学；而且学费低廉，采取走读制，教学语言采用英语母语而非拉丁语，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英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2](P84-85)。学校不仅在招生、教学和课程设置等基本制度上与牛津、剑桥不同，在治理上更是体现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从1836年开始，伦敦大学就设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成员大多是校外人士；学校分大学和学院两级，校务委员会控制学院的唯一手段便是学位考试，学院在招生、教学、经济、管理等事项上都有自主权。这种联邦制、开放的大学管理模式吸引了不少机构加入，使得伦敦大学实现了短期内的快速扩张。伦敦大学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英国的城市资产阶级，一批为新型城市经济服务的城市学院在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的大城市涌现。这些学院没有一所是政府创办的，它们或由富商投资，或由公众捐办，其中有不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为红墙大学[3](P239，P382)。这些大学的治理大多以伦敦大学为蓝本，采用校务委员会或理事会的管理模式，深刻受到举办者和社会人士的影响。所以，范德格拉夫认为：“19世纪创建的(英国)大学最初很少有学者参与管理，校外人士在新院校的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和理事会中占绝大多数。”[4](P93) 在新大学运动后不久，牛津、剑桥为了减轻社会要求对大学本部进行改革的压力，发起了大学推广运动，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呼应了风起云涌的大学运动。做法主要为向社会广开大门，开设多种课程，学员通过结业考试后可以获得结业证书，因此，具有一定教育基础的人都可以通过这种灵活便捷的方式接受进一步教育。通过大学推广运动，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之外，也开始承担起直接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3](P243-247)。 新大学运动和大学推广运动不仅催生了新式大学，也使得古典大学做出了一定的改进，扩大了英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改变了大学的教学和教育质量，确立了科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并通过新旧大学并存的方式改变了英国大学的传统治理模式，以民间行动的方式推动英国高等教育和大学治理走向现代化，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