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因兵力不足，伪军伪警成为日军重要的依赖力量。汤恩伯1944年初就发现：“日兵日少，张岚峰(汪伪第二集团、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力量日大。”①因此，瓦解和争取伪军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为国共两党所重视。而伪军伪警与日军有着各种矛盾，也处于动摇中。中共除在根据地和边缘区坚持武装抗战外，也在沦陷城市坚持各种隐蔽的抗战活动，包括敌军工作和伪军伪警工作。抗战中后期，中共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伪军伪警进行了长期的争取工作，对华北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4年2月，汤恩伯就对胡宗南说：“平津丢了，伪军完全为毛拉走……从前我们拟利用伪军占领河北据点，而现在恐不可矣。”②中共对伪军工作的重视和效果可见一斑。据统计，抗战期间，经过八路军争取，先后“反正伪军13余万人，占伪军被歼总数的16％”。③那么，中共是如何做伪军伪警工作的呢？城工部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特殊作用呢？ 以往关于伪军伪警工作研究，虽然也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伪军工作，但在主体上着重于根据地军队系统的敌工部门，而对中共党委的城工或敌工部门工作关注不足，研究尚属空白。在关注点上，侧重于描述中共开展伪军工作的政策、方针、措施、策略、影响，④未能注意沦陷城市伪军伪警工作的特点及困难，不能有力解释中共城工部门的伪军伪警工作的复杂性。有的研究虽注意到了开展伪军工作的曲折性，⑤但没注意到中共解决困难的制度性条件，特别是在与国民党也进行伪军工作的激烈竞争下的应对。有的认为伪军“游移于国、共、日之间，获取利益”，⑥这看到了大股伪军也有自主性的一面，但对一般伪军和伪警的自主性缺乏考察。本文在相关档案资料基础上，以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领导的伪军伪警工作为切口，重新考察中共伪军伪警工作的具体做法、成效及其后的制度性因素。 寻找出路：抗战后期华北沦陷城市伪军伪警的动摇 抗战中期开始，中共加强了城市工作。伪军伪警工作是中共城市工作的重要内容。与整个抗战形势密切相关，到战争相持阶段，随着世界战局形势的好转和抗战力量的不断壮大，伪军伪警逐渐动摇，出现了一些有利中共开展伪军伪警工作的条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伪军伪警和日军的矛盾根本上不可调和。在民族意识上，伪军伪警与日军之间存在着不能克服的矛盾及民族间的隔阂；在利害关系上，日军对伪军伪警的统治，往往以日人顾问或教官监视，进行威逼利诱与欺骗并用，对伪军采取分而治之，不让伪军自身成为独立的、系统的强大力量。当伪军发展到相当程度，“日寇就恐怕靠不住，往往把伪军合并或调走。……甚至敌人吹毛求疵找岔子把他们杀掉，或者暗害了”。⑦晋察冀分局城工部的调查发现，伪华北治安军处于日军顾问部的严密监督之下，“顾问部是日本侵略者在伪华北治安军中的最高统治机构，名义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军事顾问部’”，实际上承日军华北军司令部之命，是直接统治一般伪军的中央机构，“举凡人事任免、教育、计划、物资配给等，无论伪军高级人员如何打算，也得取决于顾问部”。⑧1942年，山东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就发现伪军逃散，甚至反正。因为“在沦陷区治安强化的政策下，在其对伪军整编的方针下，伪军动摇而逃散”。“由于敌对伪军之强编捕捉，其鲁南之伪军纷纷逃散或反正，一般的都不敢在据点内住，鬼子来住就跑。……长山伪军派人与我联系，愿为我担任情报，故最近各地对敌伪工作有较大的开展。”⑨ 其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面临多线作战，伪军纷纷不安，与中共主动联系者日多，有利于中共开展伪军工作。中共山东分局判断：“敌伪动摇反正，倾向于祖国，因此利于我们的工作。”⑩在胶东区，“伪军的恐慌动摇也就更为严重，反正、逃跑、投降的也就空前增多”。(11) 再次，豫湘桂战役失地千里，暴露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伪军在国共之间观望。1944年日军进攻河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胡宗南和汤恩伯等嫡系遭蒋介石严厉批评。(12)美国人对国民党军队的能力也越加不信任。1944年9月，戴笠私下告诉胡宗南道：“美人发觉中国各战场陆军皆不能作战，而对共党颇为重视。”(13)中共力量越来越受外界重视，伪军也处于观望之列。 夺取华北：中共对沦陷城市伪军伪警工作的重新部署 抗战中期，中共把伪军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具体任务，但伪军伪警工作的开展面临着许多客观困难。 首先，中日双方敌强我弱的形势没有改变，日军对伪军伪警还有很大的统制力量，因而伪军伪警对中共往往采取冷淡观望态度。冀中区党委发现，伪军“看不到我们的实力，因而对我冷淡轻视，增加了争取的困难”。(14)其次，开展伪军伪警工作的干部力量比较弱，如冀中“地方上敌工干部数量太少，经验不多”。(15)1942年9月，山东分局对敌斗争委员会在检讨工作时坦承：“伪军工作也还没有深入巩固的组织，敌占区大城市的党还是薄弱的。”(16)1942年12月，冀鲁豫区党委讨论伪军工作，明确“我工作很弱，有关系只是部分的下层关系，其对上层无关系”。(17) 1944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分局将城市工作的重点放在伪军伪警上，提出里应外合武装起义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战略。因此，各中央分局、分区党委都高度重视此工作，加强部署。 1944年11月，山东分局在城市工作总结报告中讨论，准备里应外合武装起义的决定条件，其中一个“是争取伪军的工作，这也是起义的主力”。(18)鲁中区党委在1945年任务中要求，“我们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应是建立地下组织，建立隐蔽的地下军以配合反攻中里应外合攻占大城市”。(19) 晋察冀分局也高度重视伪军伪警工作。冀察区党委把伪军伪警视为“武装起义的重要组成力量，应用大力去进行”。(20)冀中七地委分析指出，“敌占小城市敌人统治力量虽强，但受我根据地的紧密包围影响和威胁”。要求区一级党委负责“领导城市中的各种支部工作……县境以内的铁路工人及警士工作”；县一级党委“领导伪警长以上的伪警工作”。(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