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时代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62。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百年的建设经验尤其是政治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反映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要求。延安时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统一全党思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深入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有利于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为走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的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现实逻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扩大，所控制的根据地数量逐渐增多，但是党的组织规模的扩大带来一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据地虽然数量增多了，但大多处于被分割包围的状态，地方“自主权”很强。与此同时，对外中国共产党需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对内需要时刻提防国民党制造的军事摩擦。这些现实情况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以应对诸多与民族解放、自身发展相关的问题。 (一)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需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1935年，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就发表声明，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3]727-728，并在之后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中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3]745。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深入，民族矛盾正式替代阶级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蒋介石继续采取“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4]35的策略，国民党内的主战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企图逼迫蒋介石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全局利益出发，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5]626，并为之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经过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承诺“绝不打内战了”，“一定要抗日”[6]459，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此外，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对抗外敌。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采用游击战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战斗，配合国民党部队正面战场的进攻。但是这些积极的抗战行为让日本开始将战争矛头瞄向中国共产党。蒋介石也开始担心中国共产党势力越来越大，开始故意制造摩擦，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在这样的局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政治建设刻不容缓。各个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在广大的农村实行武装割据、进行游击战争成为常态。这样就导致各个地区“自治权”很大，对政治纪律置若罔闻，严重削弱了党中央的权威。此外，国民党在暗地里一直采取渗透的方式，企图腐化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部分党员干部因为忍受不了长期的艰苦生活，政治信仰逐渐动摇，甚至叛变，这对党和军队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面对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与暴露出的问题，为了适应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更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实现民族的彻底解放，毛泽东坚持与时俱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 (二)巩固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党内长期实行的“左”倾错误军事指挥，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武装斗争，革命事业获得较快发展。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陕甘宁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陕北拥有了一块相对稳定的、面积较大的、人口较多的根据地，而且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晋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等十几块抗日根据地。在最高峰时期，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根据地面积将近100万平方公里，所管理的人口规模也逼近1亿[7]5。根据地的开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进行根据地建设，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获得根据地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衷心的支持与拥护，从而巩固党在根据地的统治。但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尚没有积累丰富的经验，为了巩固在根据地的统治，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使之适应并满足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就成为摆在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面前的大事。 此外，党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工作环境变化也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之后，国民党虽然在名义上维护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实际上却经常搞摩擦，党在国统区的办事处等机构经常受到无理打压。尤其是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暴露无遗，前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等，企图摧毁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军队和组织。另一方面，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许多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这对党员干部个人素质提出极高要求。更重要的是，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开始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大肆搜寻中国共产党人及情报工作站等，这使得本就严峻的地下工作雪上加霜。因此，必须加强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巩固党在这些地区建立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