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来华，肩负着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①维经斯基在中国取得的最重要的工作成果，就是在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由俄共(布)党员领导、中国革命者参加的革命委员会。②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中国革命者，既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亦有无政府主义者。上海革命委员会是各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中心，其工作内容与中共上海发起组(以下简称“发起组”)的工作内容高度契合。上世纪90年代所涉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档案公布前，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有革命委员会的存在。最早使用俄文版《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中公布的档案资料对革命委员会进行研究的大陆学者，是著名党史专家杨奎松③。随着中文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的问世，一批学者参加进来，主要围绕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一是将革命委员会等同于中共早期组织；二是把革命委员会与社会主义者同盟联系在一起，认为革命委员会就是社会主义者同盟或是其领导机构；三是认为革命委员会是俄共(布)在华党员的组织，隶属于俄共(布)组织系统；四是认为上海革命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在华一级机关；五是认为上海革命委员会是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联络、协调的方式。本文拟就这些观点作一评析。 一、革命委员会是否为中共早期组织 将革命委员会等同于中共早期组织，这是不少学者所持之观点④。主要理由可归纳为：其一，上海革命委员会与发起组成立时的人数相同，均为5人⑤。其二，人们所熟知的发起组的工作内容，与上海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一致。其三，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顺序与各地中共早期组织成立的顺序一致⑥。其四，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书面报告(以下简称“张太雷报告”)所涉有关内容，与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活动一致⑦。 金立人、谢荫明、田子渝、李丹阳、刘建一等均持不同看法。谢荫明将二者的不同归为两点：其一，革命委员会主要由俄共(布)党员组成和领导，革命委员会的设立，使这些俄共(布)在华党员得以组织起来。其二，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早于中共早期组织⑧。这两点，笔者均认为与实际情形不符。其一，革命委员会虽然由俄共(布)党员领导，但并非由俄共(布)党员组成，如上海革命委员会的五人中，只有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一人⑨；广州革命委员会的九人中，只有两名俄共(布)党员⑩。又如李丹阳、刘建一所列举：有俄共党员的地方并不都有革命委员会、并非所有俄共在华党员都参加了革命委员会(11)。其二，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间不是1920年5月，而是1920年6月9日至8月17日间。因为维经斯基6月9日的信中，未涉及革命委员会方面的内容(12)。发起组成立的时间不是1920年8月，而是1920年6月中旬或之前。历史文献记载，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年中(13)，即1920年6至7月间。结合俞秀松日记记载、施存统回忆及赴日时间，发起组成立的时间不会迟于1920年6月中旬。另据施存统、俞秀松回忆，发起组是经过两次会议才成立的，第一次会议的时间不会迟于1920年5月(14)。也就是说，发起、酝酿成立发起组的时间不会迟于1920年5月。总之，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早于发起组的说法不能成立。 田子渝将二者的不同归为：成立时间、人员构成、领导者、工作内容等方面(15)。笔者对此比较认同，这里仅作一点补充：如果二者是同一的组织，当事人留下的大量回忆资料，不可能不流露出革命委员会的某些蛛丝马迹。但在涉及革命委员会有关档案资料公布前，人们完全不知道革命委员会的存在。 李丹阳、刘建一二人的观点与田子渝的观点接近，但对其关于二者工作内容重合原因的分析(16)，笔者则不能苟同。上海革命委员会与发起组工作内容的一致，只能说明二者的确存在工作内容的重叠或交叉，而工作内容的重叠或交叉，又与二者在人员构成方面的重叠或交叉有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二者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共早期组织领导建立起来的，如发起组委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7)，当时党员不管年龄大小，均参加了团组织。当时党团不分党团一体，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18)，人们熟知的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亦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又是革命委员会推动和作用的产物，且刚刚建立的青年团的代表参加了各地的革命委员会(20)。 最后，就所涉有关问题作点补充与说明。第一，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顺序与各地中共早期组织成立的顺序是否一致我们姑且不论，但二者成立的时间、地点的不同则显而易见。上海革命委员会与发起组成立的时间的不同，田子渝、李丹阳、刘建一的研究成果已有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北京革命委员会与中共北京早期组织，一个成立于1920年8月17日之前(21)，一个成立于1920年10月(22)。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斯托扬诺维奇，于1920年年底建立了广州革命委员会，而中共广州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年初。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广州革命委员会被无政府主义者所占据，中共广州早期组织发起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均拒绝参加(23)。天津建有革命委员会(24)，但没有中共早期组织。长沙、济南两地有中共早期组织，但均没有革命委员会。 第二，张太雷报告所涉内容与上海革命委员会活动的一致，不能成为印证材料，因为张太雷报告是张太雷和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共同完成的(25)。由于张太雷并非中共早期组织的主要当事人，更由于他在1921年年初已前往俄国，其报告所涉及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方面的材料，应主要来自远东书记处，其中无疑会含有革命委员会方面的材料(26)。更为重要的是，该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共早期组织根本不可能是同一的组织，因为二者在人员构成、地域分布、成立时间、名称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