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欧主义”①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对欧盟的合法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整个欧盟内部，波兰的疑欧主义程度仅次于前欧盟成员国英国。一个显著的证据是2021年10月，波兰宪法法院宣布其国内法优先于欧盟法律，此举在欧盟和波兰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波兰脱欧”(Polexit)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波欧关系龃龉不断且分歧不断扩大的起点是2015年，即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对内推行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外秉持民族主义政策，将“捍卫民族身份、保卫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公平”等作为执政纲领的核心价值观。波兰作为中东欧首批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一直以来不仅是欧盟凝聚力基金的净受款国，而且通过融入欧盟单一市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参考英国脱欧的经济逻辑，波兰右翼政府不断扩大的疑欧主义声势不符合常理。但值得深思的是，作为一个欧盟成员国中的经济和政治获利者，2015年以来的波兰缘何成为当前欧盟内部疑欧主义情绪最强烈的国家?波兰疑欧主义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根源又是什么?考察上述问题，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波兰疑欧主义问题的本质，亦可以洞悉波兰疑欧主义的限度以及波欧关系的未来趋向。而波欧关系趋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欧盟内部的团结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文献述评 近年来，疑欧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欧洲研究的热点，作为中东欧地区疑欧主义典型代表之一的波兰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对2015年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考察，可以发现对波兰疑欧主义的兴起与不断扩大主要有两大类解释。一类立足于“经济—社会”维度，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欧盟东西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波兰国内财富分布不均的扩大化导致社会分层的扩大，为具有疑欧主义倾向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权的上台提供了动力。另一类则从“文化—社会”角度揭示了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的文化根源，即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天主教文化。 持第一类观点的学者大都将波兰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思想根基归因于“民粹主义”。波兰学者兹齐斯瓦夫·马赫搭建了右翼民粹主义与波兰疑欧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框架，深刻地揭示了欧盟和波兰、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疏离感产生的本质，即右翼民粹主义将民族看作一个文化而非政治性的共同体，因而政治精英和欧盟都将被划到他者之列③。罗伯特·塞希等人通过对比波兰和匈牙利两个案例，阐释了两国民粹主义与疑欧主义立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此逻辑，欧盟被等同于与“纯粹的人民”(波兰人)发生冲突的“腐败精英”④。黄丹琼对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对中东欧国家疑欧主义倾向强化所起到的作用作出了解释⑤。彭枭则将重点放在了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上，并着重以保加利亚为案例⑥。在这两篇文章中，对波兰疑欧主义问题都一笔带过。当然，两位学者在对中东欧疑欧主义的规律性阐释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中东欧国家之间异质性甚至要大于同质性，单一案例无法回应中东欧其他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特殊性及其疑欧主义立场的差异性。 持第二类观点的学者的分析视角集中在波兰的保守主义文化基因上，这种文化基因是由历史上的苦难与抗争记忆建构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浓厚的天主教信仰。从现有成果看，该类研究的数量明显高于第一类，这恰恰证明了“文化—社会”结构在塑造波兰政治和外交思想方面的独特意义。从民族主义归因来看，波兰学者艾娃·罗基茨卡和英国学者杰里米·利曼将疑欧主义的根源归结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强调“多元文化、多民族”结构是导致欧洲国家内部民族主义复兴的原因之一。从根源上看，这种民族主义更多地根植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强化了民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变化的恐惧感。前者导向一种排外主义，后者则是对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疏离及不信任⑦。德国学者以欧洲难民危机和法治争端为研究案例，指出波兰的疑欧主义被右翼政府当作一种政治工具，即通过诉诸民族认同和认同情绪来动员选民⑧。 天主教因素是“文化—社会”结构归因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将保守或极端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视作波兰疑欧主义的动力之一。英国学者西蒙娜·格拉从历史和宗教因素探究了波兰疑欧主义思潮的起源，以及右翼政府与波兰教会的关系，及其在助长疑欧主义和支持严厉的堕胎法方面的作用⑨。德国学者米哈尔·明克贝尔格认为波兰兴起的反自由主义和反西方的保守的天主教主义为右翼法律与公正党的崛起创造了社会基础⑩。对一些人来说，“欧盟是启蒙运动、人权、自由主义和个人价值的体现”，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欧洲只有当它是天主教，或至少是基督教时才有意义”。波兰人则将世俗欧盟视作是对其传统身份的威胁(11)。波兰学者巴托什·纳皮拉尔斯基在其著作中考察了政治天主教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性质，讨论了传统上亲欧洲的政治天主教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变成疑欧主义者，并认为波兰的政治天主教是一个特例，带有“天主教—民族主义”性质(12)。荷兰学者艾娃·史坦奇克认为自2005年法律与公正党首次执政开始，天主教会就被作为重建波兰历史记忆的思想武器之一，且这种重新建构起来的历史记忆被转移到了欧盟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而引发了关于欧洲基督教身份的叙事之争(13)。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既有研究通常将“基督教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之一归为波兰疑欧主义政策的驱动力，但缺乏综合分析，未能将三者呈现出的共性特质上升到理论层面。其二，2015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波兰疑欧主义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希望在以上两个方面作出一定的学术贡献，一方面试图从本体安全理论出发，将“基督教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相互交织又彼此独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机融合，作为解释波兰疑欧主义的核心因素，以期能够提出一个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希望可以弥补国内学界对于波兰国内政治思潮以及波欧关系研究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