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美国借“反恐”之名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与复兴党的统治。2023年系伊拉克战争爆发20年。在过去的20年间，伊拉克的政治生态与参政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的参政成为伊拉克政治发展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萨德尔运动”(Sadrist Movement)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是深度影响伊拉克政治进程走向的关键一方。在2021年10月的新一届大选中，“萨德尔运动”再次赢得多数议席，从而打破了历次换届组阁时政党间的既有默契，导致伊拉克出现2003年以来历时最长的组阁僵局。基于此，探析“萨德尔运动”来龙去脉成为政界和学界准确理解战后20年伊拉克政局发展的重要视点。从“萨德尔运动”的性质看，学界以2003年为分界点，2003年以前视之为什叶派宗教网络和草根性质的社会与政治运动，2003年以来为在保留既有属性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武装团体与政治组织。①在意识形态与思想主张方面，“萨德尔运动”被认为兼具现代伊斯兰主义、马赫迪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美主义的特点。②这些成果对我们全面准确认知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洞见，但仍有待补足：其一，已有研究将“萨德尔运动”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个人与“萨德尔运动”相提并论。虽然萨德尔个人对该组织有着强大的领导力与动员力，但其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与组织特点仍对萨德尔个人理念的落实构成阻碍，导致这一政治力量面临现实困境。其二，学界对“萨德尔运动”的评价呈现两极化，失之偏颇。这主要在西方学界表现突出：一方面，该政治力量因其伊拉克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对亲伊朗政治力量的排斥，让诸多西方学者对其作用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其反美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话语也让政、学两界将其视为利益威胁和局势不稳定性之源。总体看，国内外学界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研究均取得了丰富可观的成果，但国内就此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鉴此，本文拟就“萨德尔运动”对伊拉克战后政治发展的影响展开分析，在梳理其兴起及演变逻辑的基础上，厘清其政治参与的动力与路径，以2021年10月大选后的政局演变为重点切入，归纳该政治力量对伊拉克战后20年间政治生态的重塑和影响，并展望其发展趋势。 一 “萨德尔运动”的兴起及其演变逻辑 “萨德尔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在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交互影响下，历经兴起与初步发展、严重受挫与重现活力等不同发展时期。 (一)本土特殊环境促推“萨德尔运动”的兴起(1992～1997年) “萨德尔运动”得名于其创始人、现任领导人萨德尔之父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Muhammad Sadiq al-Sadr)。萨迪克出身的萨德尔家族是什叶派宗教学者中的世家望族，在黎巴嫩、伊拉克和伊朗均有分支。萨迪克1943年出生于巴格达，先后师从伊拉克伊斯兰达瓦党(Da‘wa Party)创始人之一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以下简称“巴基尔”)、伊拉克大阿亚图拉阿卜杜·卡西姆·胡伊(Abd al-Qasim al-Khoei)和曾在伊拉克流亡的霍梅尼。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他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与丰厚的著述，随后也成为阿亚图拉。③在萨迪克求学与成长时期，什叶派内部就宗教学者该如何对待政治的问题形成了无为主义(quietism/al-hawza al-samita)和行动主义(activism/al-hawza al-natiqa)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而萨迪克同时受到胡伊的无为主义和巴基尔与霍梅尼的行动主义思想的影响。④在思想主张上，萨迪克认同巴基尔与霍梅尼的行动主义和伊斯兰国家方案；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于1972年和1974年的两次入狱经历以及遭受80年代萨达姆对什叶派的严厉打压，使他倒向无为主义，淡出公众视野。直至1991年3月海湾战争后发生什叶派起义，萨迪克才表明其行动主义立场，公开声援起义，但也因此再度入狱，并发表支持政府的声明。 从当时伊拉克的社会环境看，因长期的战乱和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施加的国际制裁，伊拉克经济民生凋敝，民众纷纷转向宗教以寻求慰藉。而胡伊的逝世为萨迪克提升个人影响力提供了契机。1992年8月，大阿亚图拉胡伊去世，伊拉克什叶派最高效仿渊源的位置出现空缺。虽然胡伊弟子阿卜杜·阿拉·萨布泽瓦里(Abd al-Ala al-Sabziwari，1993年去世)和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相继继承该职位，但并未得到宗教学者群体的一致认可，其中就包括萨迪克。⑤对他而言，胡伊的逝世不仅意味着他有可能竞夺最高效仿渊源的地位，也意味着可以较少地受制于其导师无为主义的立场，实现行动主义的理念。但由于萨迪克长期深居简出和年纪相对较轻，他在纳杰夫宗教机构中的根基并不牢固，且他们大部分都是胡伊无为主义的追随者。鉴此，萨迪克采取积极行动，努力打造其最高效仿渊源的合法性。萨迪克反对无为主义，把行动主义原则诠释为宗教学者有责任引导和塑造信众的公共行为，因此在他看来，最高效仿渊源的评价标准不应仅有宗教学识，还有对这种知识权威的行动诠释。相应地，萨迪克重视建立与民间的密切联系，提供社会服务，改善民生，调解部落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间的分歧。这些举动虽在纳杰夫的宗教学者中引起巨大争议，却为萨迪克在城市中产、底层大众和部落中间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