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奥巴马政府后期以来，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中国是美国必须全力应对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点上逐渐形成共识。特朗普政府时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必须采取积极强硬手段应对中国挑战”①。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强调，“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②。与这种战略方针相一致，近年来美国在全球层面实行战略收缩的速度明显加快。 在美国已经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已在进行战略收缩的情况下③，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相对更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做法显然是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华遏华国际统一战线”。但美国的实际做法却与这种理性选择预期存在明显偏差，这种偏差集中体现在近年来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上。从地缘政治和外交博弈的角度看，美国能否成功遏压中国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能否分化中俄、全面孤立中国。反过来，对美国来说的最坏结果，则是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同时为敌。但是，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却仍然同时将中国和俄罗斯界定为美国的竞争对手④，非但没有在中俄之间打楔子，反而将自己打造为中俄的共同威胁。乌克兰危机自2021年末不断升级，直至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美国不断将战略资源投入到东欧，由此形成了在东亚纠集盟国和战略伙伴联合遏压中国，同时在东欧与盟国联合对抗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态势。 这种“两线作战”局面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甚至十分危险的。⑤首先，加剧与俄罗斯对抗的策略与美国加速战略收缩、集中资源遏制中国的战略方针抵触。同时，这种做法必然会进一步巩固中俄战略合作的基础。2022年2月，中俄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支持对方核心利益关切。⑥随后在9月上合组织峰会期间的会晤中，两国领导人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⑦ 其次，“两线作战”还导致美国面临在欧洲和东亚与两个核大国同时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正是因为预见到这些弊端和风险，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早在2014年就建议美国放弃乌克兰，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为美国需要莫斯科的帮助来……对抗美国唯一真正的潜在对手中国”⑧。2017年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表示，美国必须警惕中俄可能形成战略联盟的巨大危险，调整对俄遏制政策。⑨基于同样的关切，2020年美国100多位前政要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当时的特朗普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改善美俄关系。⑩ 再次，正是因为意识到俄罗斯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同时与中俄为敌的危险性，美国决策者曾经尝试调整对俄政策。例如，2009年奥巴马政府就试图重置(reset)美俄关系。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寻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建立稳定、实质性、多层面的关系，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尊重国际准则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利益”(11)。同年北约“战略概念”报告也表示将“寻求与俄罗斯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北约也不是俄罗斯的威胁”(12)。2014年奥巴马公开表示，俄罗斯是“地区强国”而“非美国头号地缘政治敌人”。(13)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业已锁定中国是其首要竞争对手并且美国政治精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改善美俄关系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情况下，当前的美国政府为什么还会选择目前这种看起来对其极为不利的对抗性对俄政策? 本文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美国的同盟承诺与美国的战略收缩意图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这极大地降低了美国选择改善美俄关系的可能性。从一般意义上对这个问题的展开回答是：当大国实力相对衰落并因此采取战略收缩策略时，为防止失去对盟国的领导力，大国须对盟国做出更可信的承诺和采取更积极的履约行为，而这样做会增加大国被盟国牵连的风险。一方面，更积极地履行同盟承诺本身就与大国战略资源从全球收缩的战略意图存在张力；另一方面，如果盟国受到某个同盟外国家的威胁或卷入与后者的冲突，因战略收缩而增加的对盟国的安全承诺将迫使大国选择保持甚至强化与该同盟外大国的敌对关系。对当前的美国来说，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与俄罗斯为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和分化中俄关系，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两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的对俄政策选择。 以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关于美国难以从根本上调整对俄政策的现有解释并指出其不足。第二部分从美国战略收缩的政策选择入手，分析战略收缩背景下的同盟牵连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国战略收缩悖论，从理论上揭示美国对俄政策困境。第三部分以2014年以来两次乌克兰危机为案例，展示美国因盟友牵连而不得不加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并由此导致美俄关系不断恶化、美国战略资源不断分散消耗的实际过程。最后是结论。 一、美国对俄政策的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一)美国难以调整对俄政策的现有解释 随着2009年“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14)在通过采取诸如暂缓推动格鲁吉亚等国加入北约等一系列措施，弱化了俄罗斯有关其战略空间被挤压的担忧之后，美国在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阿富汗问题、伊核问题等议题上与俄罗斯取得重大突破和谅解。但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开始执行对俄敌视政策，奥巴马甚至在即将卸任时紧急追加对俄制裁，以为特朗普上任后改善对俄关系设置门槛。(15)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虽欲重启美俄关系，却重启失败，基本延续了奥巴马执政后期对俄强硬政策。现任拜登政府则是基本延续了以制裁为主要内容的对俄政策，将中国和俄罗斯同时界定为美国的竞争对手。(16)可见，尽管奥巴马任期前半段为美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特朗普有志于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但从奥巴马政府后期以来，美国在实际的政策层面却执行了对俄强硬路线。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了美对俄政策的改变?学界对此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