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性及其转化见仁见智，观点之多蔚为大观。然而，深入梳理便会发现，一些研究简单套用西方民主、民权等概念来衡量比较、作出价值判断，往往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窠臼，出现认知上的偏颇；一些研究袭用先哲所涉民本论述，一头扎进传统文化寻求“灵丹妙药”，提出所谓“儒家民主主义”等治理模式，不免遭受食古不化的诟病。经过百余年的探寻，符合实际而合理可行的路径应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指引下，建立既传承传统民本思想精华内容，又具有时代内涵和当代表达形式的一门新学科——民学。 一、传统民本思想向当代民学转化的必然性 “民学”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1943年，谢扶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一书中指出：“中国五千年来之政治思想，实为一气呵成，可作一副整个图书来看，因其无非发挥一个‘民’字，故全部得称为民学。”①他特别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五千年来政治思想的“登峰造极”，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民治之说的融会贯通，“盖此主义能推陈出新，使传统的民学晋为科学的民学(Scientific demosim)”，认为“三民主义”是“民学”发展由传统转为科学的重要标志。他抓住了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问题，试图把它上升到一门科学的高度。然而，因时代条件和种种因素，这一概念提出后在当时的学术界并未引起大的反响和跟进性研究。这一概念再次被提及是在艺术学领域。1948年8月，黄宾虹在上海美术茶会上作了题为《国画之民学》②的讲演，意旨要把人民大众作为美术创作表现的对象和服务的对象。关于民学的一个新解读，是蒋国保教授在2016年和2021年提出的。③他所讲的“民学”，指的是儒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在立场、观点和导向上由“士”转向“民”，从而实现儒学的世俗化。 综上所述，“民学”一词，或用来概括传统民本思想，或是从研究思想史的角度来评价民本思想的发展演变，或是另有其他解释，但都未涉及构建现代学科体系问题，对“民学”的研究对象、基本范畴、研究框架、逻辑结构和基本方法等诸多问题均未进行有效的探讨。 谢扶雅曾明确指出“我固有‘民学’之如何更积极地、充分地‘科学化’，乃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之必然趋势”④。民学在当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学术逻辑、现实逻辑的必然产物。 构建民学是传统民本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理念，传统民本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治理之道，极具启迪和借鉴价值，但以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标准，它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传统民本思想主要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上王朝更替衰亡的教训，对涉民问题形成的感性认识和经验判断，多数时候体现为一种直觉体悟式的政治思维。思想家们提出民本思想，更多的是在以史为鉴基础上，对君王治国理政提出的诫勉、提示和良好政德的倡导。尽管他们的一些主张具有穿越时空的理论价值，但总体上看对“民”的认识比较碎片，散见于儒、道、墨、法、名、阴阳、兵、农、杂等各家学说，不够系统和严密，也未能从根本上回应涉民的若干重大问题。首先，对究竟什么是“民”，没有准确的定义、清晰的外延，进而制约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历代文献中屡屡出现“民”字，但其含义非常复杂，概念较为模糊。如，“民”可以指除了君主之外的人，可以是除了“君”“臣”之外的人，可以指士、农、工、商四种群体，可以指排除农民的市民群体。其次，研究重点没有真正聚焦在“民”上。民本思想“不乏对民众的同情和怜悯，但出发点和归结点始终在君主一边”。⑤由于着眼的是君主，古代思想家们尽管主张关心民瘼、体察民情，但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调节君民关系上，对民的特性、本质等问题，并未从更深刻的层次上去考察研究。再次，缺乏对原理规律的归纳提炼。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的整体性、直觉式、重体悟等思维特征，使古代思想家们对于涉民问题的研究，往往偏重于针对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经验现象进行概括总结，其导向最终往往走向精神层面的自我反思和道德提倡，而不太注重对民这一客体的对象性认识，对民众运动现象背后的实质、规律和原理等问题，也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和揭示，因而在古代政治实践中，民本思想往往成为一种“驭民”“治民”之术，未能上升到更为科学、理性的认识层面。 当然，人的认识在任何时代都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对涉民问题的思考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范畴、论断，代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和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水平。“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传统民本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内涵、演进完善、开放融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特点。进入近代，随着国门大开，西方思潮涌入，传统民本思想受到冲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张，对传统民本思想既有传承更是极大突破，赋予其新的鲜明的时代内涵，代表了传统民本思想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传统民本思想成为历史长河中不曾断流的重要思想理论，使中国政治运行具有区别西方的鲜明特色，形成了中国式的治理模式。今日之中国来自昨日之中国，是数千年文明孕育的结果，从三皇五帝到孔夫子，再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汲取其中的积极养分，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守正创新。建立民学，就是根据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概念、范畴、内涵等进行形式改造、拓展延伸、增补充实、规范完善，剔除不符合时代需要、过时消极的内容，弥补其内在的缺陷和短板，使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焕发生机与活力。 对“民”这一特定对象，应有专门学科进行研究。目前，有若干学科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但它们都是基于特定的理论框架，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和层次对人某方面的属性、特点等进行研究，并非整体地研究人。“民”当然是人，但属于相对国家政权而存在的有特定关系的现实的人，这里的“人”是一种社会身份，与人类学、人学研究的“人”显然不能画等号，需要有专门学科予以研究。民学将对处于政民关系中的“民”这一客体进行诸多学理审视，历史地考察研究民的发展阶段，展望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⑥的前景，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愿景。民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有助于填补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空白。应深入吸收哲学、法学、人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以及大数据、算法等现代技术，对涉民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将目前分散在各学科涉民的碎片化认识进行系统把握和有机整合，形成对民的整体性认识和科学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