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现代政党诞生于19世纪中期，距今约有200年的历史。作为政党雏形的托利党与辉格党早在17世纪的英国就出现了。随着政党的产生，政党政治成为当代世界重要的政治现象。迄今为止，除亚洲的文莱、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非洲的斯威士兰和欧洲的梵蒂冈，以及大洋洲的图瓦卢、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极个别国家无政党外，其余国家都是由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的。①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政党，阶级的、宗教的、族群的甚至为了某一特定议题如环保等组织的政党②均有。政党乃人类继国家之后在政治上的伟大发明，是在国家与社会发生相对分离情况下能够把国家与社会联结起来的组织，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地位与作用无与伦比，以至现代政治被等同为政党政治。政党的作用因国家不同而各异，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党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因而需要对政党进行分类研究。 西方政治学在政党分类研究上长期掌握着话语“霸权”，其根据政党数量对政党所作的分类(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在学界、政界都有巨大影响。18世纪，大卫·休谟把英国的政治派别分为情缘派别与实在派别，开创了政党类型研究的先河。③经过几代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政党分类研究俨然成为一门之“学”——政党类型学。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遵循组织学、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等技术路线。政党是特定的政治组织，依据政党的组织结构，可以将政党划分为若干类型。法国政治学家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把政党分为核心型党(the caucus parties)、干部党(the cadre parties)、群众党(the mass parties)和信徒党(the devotee parties)等。④在迪维尔热分类的基础上，英国学者韦尔(Alan Ware)指出干部党与群众党实际上应为精英党和群众党，认为干部党是政治精英组织，其目标是使本党候选人当选。⑤政党与政权紧密相连，如何将社会(选民)与国家(政府)联结起来，需要政党发挥作用，从政党的功能角度来研究政党类型是一条重要路径。美国政治学家纽曼(Sigmund Neumann)将政党分为个体代表型政党(parties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整合型政党(parties of integration)，认为个体代表型政党主要表达的是具体社会群体的利益，整合型政党的功能则是政党以自身的活动把党员与群众融入以政党为中心的社群。⑥政党历经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政治学非常注重从历史主义角度对政党进行分类研究。20世纪初，韦伯以政党在英国的兴起与演变历程为线索，提出了贵族政党、名门望族政党和群众性政党等三种历史类型政党的划分。⑦1995年，卡茨(Richard S.Katz)和梅尔(Peter Mair)在迪维尔热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以来政党研究的新进展，把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和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四种类型。⑧组织学、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三条路径虽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政党的类型，但各自又都存在着优缺点，如何既能吸取三种研究路径的优点又能克服其缺点，一种新的研究路线——整合主义产生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冈瑟(Richard Gunther)和戴蒙德(Larry Diamond)。他们先以政党历史发展的脉络为分析维度，把政党分为精英型政党、基于群众的政党、基于种族的政党、选举主义政党和运动型政党五个大类，而后综合历史主义、组织学和意识形态等维度，进一步把五大类政党细分为十五个子类政党。⑨西方学者对政党类型化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认识；亨廷顿、戴蒙德等人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将其他学者没有考察的政党纳入政党类型研究的范围，扩充了政党类型学的知识库。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观使他们在潜意识里把西方政党模式理想化甚至“模特儿化”。 中国政治学深受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影响，曾长时间接受按照政党数量多少所作的政党类型划分。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深感自主知识匮乏的中国政治学界意识到，必须充分发掘“中国式现代化”这座富矿以建构政党分类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据此提出了“先锋型政党”“使命型政党”等概念。⑩ 但学者们也深知，仅仅基于中国的经验还不足以支撑政党类型学的建构，必须放眼世界，从政党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发展演变、参政与治国实践中去探索，努力建构中国的政党类型学。姚中秋在研究中引入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把政党划分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以及居于两者之外的“超凡魅力型政党”等类型。(11)我们认为，从谱系学上去对政党类型进行研究甚为必要，因为无论政党怎样发展变化，都可以从谱系上找到它的源头和演化的轨迹。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建设无疑是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也是理清政党谱系的根本依据。 二、国家建设：政党谱系学发生的理由 国家建设或现代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是一个基于欧洲国家历史经验而提出的概念。(12)在政治学中，现代国家(modern state)，一般指中央集权政体或一套有效的集权制度体系，有时也称为“有效国家”。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直接之治”，现代国家依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制度体系对领土上的居民实施直接管理。“现代国家将更大范围内例行的、正式的、合理化的(rationalized)制度加于其公民和地域上”。(13)二是以全体居民的认同作为统治的基础。全体居民已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民族)，以国家认同作为最高认同。对任何国家来说，创建或维系中央集权政体(制度体系)是国家建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国家建设并非纯粹是中央集权制度体系在国家内部生成的过程，它同时深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与制约。 国家建设大体包含这几项任务：第一，创建并维系“现代国家”或中央集权政体(制度体系)。“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14)国家建设最初由君主发动。君主建立常备军，消灭封建诸侯，完成了权力的集中。为了支持战争和对领土实行有效管理，君主创设官僚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征税机构)，以此为基础发展成一套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第二，铸造民族，以“同质社会”支撑现代国家。君主在依靠国家机关对居民进行管辖的同时还通过统一文字、建立学校等机制，逐渐把有着不同政治忠诚的居民变成王朝国家的臣民。臣民是经历“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15)的、忠诚于君主的整体，是“同质社会”形成的标志。然而，君主个人的利益与作为整体的臣民的利益不尽一致，引发君主与资产阶级间的对决，结果是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作为整体的臣民转变为统一的民族。因此，所谓支撑“现代国家”的“同质社会”，是指基于统一的公民权利、拥有国家认同的民族。第三，塑造回应性政权。国家建设并非国家权力单向性地向社会渗透、整合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政府)以业绩取信于民的过程。在依靠法定程序取得公民授权的同时，国家(政府)必须以良好的服务回应民众的诉求。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构成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第四，推进社会整合。工业化引起社会的分化，造成尖锐的阶级对立。现代国家采取赋权等形式，逐步将被排斥在政权外的阶级成员吸纳进体制中，从而完成对社会的整合。第五，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任何国家都不是在孤立封闭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的，总是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因素是发端于16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6)一些国家因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而占尽好处，限制、打压其他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维护者；另一些国家则因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边缘地带而备受其害，客观上要求反抗该体系。无论是维护还是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争取、营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