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党组织结构的演化 所有的政治组织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形式组织起来的，并形成一定的形态或结构，这是政治能够产生功能的依托。而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组织的政党，更要建立合理的组织形态或结构，达到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以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功能。迪韦尔热(Duverger)和米歇尔斯(Michels)等人都是通过研究政党组织结构来揭示政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只有研究政党的组织，才抓住了政党问题的核心。①现实中的政党组织形态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演化的，这一演化还会导致政党功能的变化。 政党的组织形态和政党的类型这两个概念有重合也有一定的区别。一般来说，政党的组织形态主要是展现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而政党类型主要是展现政党的外在形式。因此，如果说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党的内部结构或个案研究来阐明政党的组织形态的话，那么政党类型则主要是通过研究政党的外部特征或通过政党之间的比较来进行界定。当然，一个政党既要有内部的组织结构，也要有外部的表现形式，内容与形式不能分割，也都不可缺少，内容决定着形式，形式体现着内容，由此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政党组织。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绝对或单一的，即一定的内容可以用不完全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样的形式也可以由不完全相同的内容来支撑，同一类型的政党的组织结构不一定完全一样，不同组织结构的政党也可以属于同样的类型。例如，同为精英型政党，经典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精英型政党是指议会中的议员组织，他们与基层的联系是非组织化的，无论是在议会内部还是在议会之外，都是一种松散的联系。而后发展国家的精英型政党多是由主张暴力的革命党人组成的、组织严密和秘密的党组织。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被称为精英型政党，它在议会、政府和基层中有着严密的组织关系。这些政党虽然都属于精英型政党，但内部的组织结构却有很大的差异。再比如，同样是群众型政党，列宁式政党更多地呈现为一种领袖主导的中央集权的组织形态，而西欧的政党则体现为一种中央与地方(包括议会和政府中的党组织)共治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组织形态。 根据政党组织形态的演进史建构的政党类型学是划分政党类型的一种基本路径，将政党划分为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现代公司型政党以及数字型政党等，尽管不是每个政党都是按照这一路径演进的，甚至可以说只有少数政党是完全符合这一演进路径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政党，其组织形态也不尽相同，但这一类型学确实可以反映世界政党组织形态发展的基本路径。②正是根据这一基本的演进路径或类型划分，才能对世界政党组织结构演进的基本模式进行比较和阐释。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类型建构的是一种形式模型，是从具体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及因果关系，它不可能完全反映现象中的复杂性或所有维度。它主要展现的是政党类型及其变迁的基本特质，是一种认识政党的基本路径，它既不是认识所有政党类型和形态的理论模型，也不是认识政党的具体维度的工具，认识政党的具体维度或复杂性还要有微观或更具体的认识工具或个案解释。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诞生于18世纪70—80年代英国的议会中。1954年，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将这种组织形态称为精英型政党(cadre party)。③他指出，这种精英型政党主要产生和活动于立法机构之中，结构松散，以精英为中心，在立法机构之外没有党的组织存在，核心人物的“政治关系网络”就是这个精英型政党的组织结构。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结构的分裂，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壮大，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一些国家民众争取选举权和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此起彼伏。⑤在组织这些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与早期精英型政党有显著不同的特征。这些社会主义政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制定了党章、党纲、组织纪律条例和详尽的党员权利义务，建立起了健全而完善的各级组织，通过自己的基层组织和附属组织进行社会动员，积极扩大自己的支持者或选民，并努力将他们发展成党员。⑥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党员对党组织有了高度认同感，党组织对党员有了较强的控制力和动员能力。随后这种政党结构也被非社会主义政党效仿，比如英国保守党。迪韦尔热将这种组织形态称为群众型政党(mass party)。这也是欧美各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的主要政党形态。导致政党的这一组织形态出现的社会基础是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结构的纵向分裂。随着20世纪70、80年代的后工业化转向，社会的横向分裂和多元结构替代了社会的纵向分裂和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阶级分野，这使得群众型政党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被削弱并逐步消失，这些传统政党对新的结构分化和发展而产生的诸如性别平等、族群平等和环境主义等这些新的问题反应迟缓，在回应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党内分化尤其是民主化的要求方面更是困难。⑦这种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了政党组织形态的“黄金时代”或者说有大规模党员和严密组织的时代结束了。⑧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欧美各政党都开始有意识地削弱或放弃极化的意识形态，改变传统的政策主张，不再寻求只作为某个阶级的代言人，而是寻求超阶级的支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弱化了党的组织和纪律，甚至模糊了政党之间的界限。奥拓·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指出，西方的政党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型，群众型政党正在向一种意识形态温和的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 party)转型。⑨这种新型政党的特征是，政党屈从于政治市场的竞争规则，放弃了过去旨在使党员群众知识化和道德化的努力，削弱极化的意识形态，呼吁利益组织的支持，强调领袖的才能而不是阶级忠诚。基希海默尔指出，虽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型，但其他政党为了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必然会效仿这种成功的组织形态，从而带动整个欧美政党组织的转型。他的这一预言后来基本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