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危机叠加背景下的西方民主政治正在集体右转，美国局势在日益尖锐的社会对立和政治极化中也迅速走向激进。而相对于已经融入执政力量的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美国的左翼政治力量却显现出继续萎缩和被边缘化的迹象。虽然左翼民粹主义也试图左冲右突，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救赎”的努力，但总体上美国左翼政治运动的困境将会进一步加剧。那么，在美国政治激进走势的大环境中，美国左翼政治运动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其困境及原因在哪里、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到底如何，值得深思。 一、走向激进的美国政治 当代美国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政治极化，不仅表现为美国政党政治、国会选举的极化，也表现为群体极化、文化极化以及财富极化，等等。与此同时，随着民粹主义的泛起，美国政治的激进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通过政治重组或建构新的联盟，不断试图问鼎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在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又走向了白人民族主义——曾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并主导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激进趋势，①这实际上演变成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分裂和对立。而在疫情危机的持续冲击下，这种分裂和对立走向了纵深。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1％和99％的对立是美国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分化的典型特征。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N.Wolff)表示：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稳步拉大，已经逼近经济学意义上的崩溃临界点，到2019年，美国最上层1％的人口掌握着全国44.5％的财富，前20％的人口掌握着全国95.4％的财富，与此同时，中产阶级财富不断萎缩，底层平民人数迅速扩大。②而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失业率又居高不下，曾一度高达14.7％，③与之相比的，则是科技巨头财富的暴增，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出现了超过50％的增长，达到了惊人的4.48万亿美元。④更严重的是，占据了社会财富顶端的精英阶层在政治上也是最大获益者，即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高度重合，⑤而且随着美国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富人财富的大部分不再是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死者之富”变“生者之财”，因此“2008年的危机是在21世纪爆发的首场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危机，但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场”。⑥更确切地说，子孙继承的财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社会的、政治的、人脉的，等等，这大概也是美国出现政治家族或者门阀政治的重要原因。著名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把美国的社会结构分为九类，其中，最顶层是看不见的，是“隐蔽的阶级”，而最底层同样也是看不见的，他们可以很轻易地消失，就像世界上从来不曾存在过。⑦这为美国政治走向激进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基础。 第二，种族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日益复杂化。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从归属性、文化性、疆域性、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六方面阐述美国的身份认同，并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物，其中所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所界定，而是取决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是一个民族、有着共同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信念”在解构主义运动的助推下遇到了重大挑战，美国更倾向于被认为“是各不相同的民族镶嵌在一起的马赛克，或一盘沙拉”。⑧可见，美国的种族主义和身份政治问题由来已久，发展到今天，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与民粹主义的紧密结合，因着“西方身份政治偏离公民政治、遮蔽阶级政治，无法有效反抗资本运行带来的不平等”⑨更是加剧了“1％vs99％”之间横向对立基础之上的纵向撕裂。这样，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社区的加持下，个体的流动更加自由，但却促使美国社会变成了类似一个个流动的块状“部落”：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和不可靠性的液态世界之中，个体的身份/认同再无扎根之处；身处该结构处境之下的当代人的行动范型也从‘为未来储蓄’的朝圣者变成了以‘当下主义’为原则的游牧民”。⑩于是，逆反的种族主义和交错的身份政治塑造了新的无规则或者说无原则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下行的趋势下，为美国政治的激进走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民粹主义力量支持。 第三，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割裂和对抗。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莫瑞斯·费奥里纳(Morris Fiorina)曾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政见对立只是表面现象，绝大部分美国民众依然对普世价值持有共鸣。但是四年后的金融危机却完全打破了这一幻象。危机爆发后美国社会所展现出来的深层的社会矛盾，如红州和蓝州的对立、市区和郊区的对立、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对立等等，都把美国社会推向了割裂和对抗的深渊。他们接收的信息来源不一样，看的新闻也不一样，比如右派只看福克斯新闻，左派只看MSNBC(11)等，公共媒体也走向撕裂。而且，为了抗拒和平衡特朗普及右翼民粹主义，美国主流媒体也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边倒地批判共和党政策。与此同时，激进的左派占据道德制高点，长期用其政治正确的伦理观念压缩底层白人(尤其是男性白人)的社会上升空间和渠道，使他们对社会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发展产生极大的抵触和反弹并时常走向极端。这样一来，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被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新闻分析所取代；事实真相被“选择性事实”(alternative facts)所取代。这为美国政治走向激进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