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5日，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朱云汉教授突然离世。朱云汉是资深的政治学者，是在两岸和全球华人世界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深刻思想者。①他的职业生涯中，在实证政治学、问卷调查、民主与民主化、国家与全球治理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他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观察者和思想者。他对海峡两岸的经济政治议题、美国和欧洲政治、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诸多问题留下了很多洞见。 本文以“学术”和“思想”为两条脉络或两个场域来梳理与总结朱云汉生前的工作和活动。在学术的线索上，本文展示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所做的主要工作，并试图辨析学术与政治的现实张力，以及他在职业生涯后期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批判。在思想的线索上，本文关注他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期对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分析、思考与主张。可以说，在这两条线索上，他都将我们引向了“后西方”的前景，即后西方的政治学和后西方的世界秩序。在结尾部分，本文简单讨论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职业与道德理想，提出“中华学术血脉”的概念，用于代表自先秦以来中华知识界与学术界长期形成的一组价值观与信念。 一、从政治经济到政治转型 在台湾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学业后，朱云汉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②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承受压力的威权政权：东亚新兴工业体调整的政治经济学》。③所谓东亚新兴工业体或东亚新兴经济体，即通常所说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起，这四个所谓的“东亚四小龙”(英文称为“Asian tigers”，即亚洲虎)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此前的日本一起，这四个东亚经济体创造了全球经济成长的“东亚奇迹”。④应该说，“东亚四小龙”以及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即由政府的经济政策主导，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出口拉动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非常成功的。这四个经济体因此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的佼佼者。这几个经济体的石破天惊的表现，也带来了学术界“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兴起与繁荣，至今仍然占据着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地位。⑤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经过二十来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这几个东亚经济体都出现了诸多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短缺、收入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环境恶化、财政赤字增加等方面。 朱云汉博士学习期间的研究即关注东亚这些新兴经济体在面对有关困境与挑战时，试图做出的经济与政策调整及其政治影响。这些调整包括实施市场导向的政策、适当的经济自由化，等等。这些调整对继续保持经济活力是很有必要的，但可能动摇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性，触发社会动荡。事实上，就在朱云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1987年前后，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发生了剧烈的学生运动，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其中，韩国出现了彻底的政治转型，台湾地区也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化。于是，他的研究一方面关注了发展型国家和地区如何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而主动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他的研究也指向了经济发展与政权稳定之间的关系，预示了学界随后兴起的“民主化”研究的一条主要研究路径，即经济社会发展对原有政治格局、权力结构的冲击。⑥ 因此，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朱云汉专攻的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型国家和地区、东亚比较政治这几个领域。⑦与此同时，他也着手关于台湾政治、两岸关系、东亚国际关系的题目，显示了他多元的学术能力和勤勉的工作状态。事实上，在那些年份里，他基本上每年都发表三至四篇书章和两篇左右的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产量令人钦佩。那个时候，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问卷调查研究的文章，也开始关注台湾的政治转型。⑧总体而言，他在成为学术界成员后不久，即成为英文发表界里讨论台湾政治、美台和两岸关系以及东亚政治的一个重要声音，而他作为东亚政治和大中华地区政治研究者的角色也一直持续于其整个职业生涯中。⑨ 此后，他主要将学术注意力和能量放在了依托“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项目展开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领域和“民主化”的领域。但是他在博士学习期间和职业生涯早期所专注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型国家的研究，为他全面观察真实的世界准备了扎实的学术能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开始全面关注和分析全球的经济政治、中国崛起与世界格局变迁等问题。这个时候，他在博士学习期间和早期学术工作中对于产业经济、财政与金融、国际投资与国际资本市场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实证政治学研究与“民主化”：从繁盛到失望 朱云汉主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界定为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还是“民主化”研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他职业生涯的主要阶段，他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上，在他的工作中，这两者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他关注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其初衷乃是试图发现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关系。这些研究关注的多是何种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于民主有利，民主如何影响大众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等议题。后来，当他发现西方政治学的自由主义理念、自由民主范式的巨大局限性后，他所做的就是通过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的实证数据对其进行挑战。 总结他这段重要的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几条线索。其一，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为两岸及东亚若干国家和地区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两岸的问卷调查、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受此推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二，在这十余年的学术与思想路程上，他本人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转型。他对以“自由民主”为基石的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框架以及所谓“民主化”转型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深的失望。其三，结果则是，他的工作为学术社群留下了有益的资产，而他本人则从思想上告别了“民主化”的研究范式，同时也对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证研究范式形成了批判的态度。此后，他一方面继续推动以“亚洲晴雨表”为基础的政治文化、政治观念研究，并试图以实证的资料改变西方政治学中有关“民主”概念的理论与叙述；另一方面，他也对政治学的方法论、认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努力推动中国和海外华人学者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寻找新的突破方向。当然，在这以后，他将主要的精力转到了对现实政治的观察与分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