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相亲成功率可能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能配对成功并步入婚姻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儿子寻偶的张某告诉笔者。与低成功率相互矛盾的是，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人气十分旺盛。一到周末这里就会挤满老人，如果恰逢节假日更是摩肩接踵，这些老人自带干粮，摆摊设点，为其儿女来寻找良媳或佳婿。学者孙沛东将此现象称作“白发相亲”，即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姻代理方式，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的择偶模式①。这些老人们日复一日，有的甚至年复一年前来摆摊，相亲角这一低成功率与高人气的悖论引起了笔者兴趣。 已有研究认为，相亲角的低成功率主要由于两代人婚恋观念存在巨大差异②，老人为子女择偶时更青睐年轻、容貌姣好的女性以及收入高、学历高的男性③，这种保守的择偶观与新生代的要求存在差异。同时，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高人气揭示出都市个体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后的发展与现状④，具有其独特的地方性和区域化色彩。“白发相亲”这种中国特有的相亲行为，是现代多元价值体系促使婚姻观念变迁下，父母们的无奈之举⑤，也是大众在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借以排泄焦虑的手段⑥，成为两代人沟通的新通道⑦。 现有研究对相亲角的关注落脚点大多是“婚恋”或“代际关系”，属于社会学问题，很少涉及人际互动中所使用的媒介因素，或从传播学角度深入分析“白发相亲”现象。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要从社会行动、媒介制度、实践场域和历史脉络等多种维度中，对社会生活开展一种总体性研究⑧。当下媒介化已触及社会各个维度⑨，笔者发现，手机成为老人们在相亲角的必备互动工具，新媒介技术更是融入了“白发相亲”的整个过程。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媒介角度入手，以媒介技术的“三重勾连”(triple articulation)理论考察媒介在相亲角的角色、老人们通过媒介互动展开的生活实践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分析媒介技术对社会关系和情感结构带来的变迁影响，把握个人感悟、社会实践以及都市文化的关系，即采取“‘从村落看村外’和‘从村外看村落’的学术视野”⑩。 一、文献综述 (一)双重勾连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三重勾连理论由双重勾连理论(double articulation)发展而来，“双重勾连”概念来源于语言学家安德鲁·马丁内特(Andre Martinet)的自然语言分析(11)。他认为，当说话者想表达某种经验时，需要使用组成语句的单元——语素，然而如果说话者不能从口中发出与语素一致的声音，即音素，那么听者仍然理解不了说话者的话语意图。语素与音素的双重勾连组成完整的语言(12)。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将“双重勾连”概念从语言学挪用到媒介研究中，但媒介领域“双重勾连”的理论意涵却来源于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13)。 驯化理论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西尔弗斯通是最早公开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14)，用驯化来隐喻媒介产品从市场进入家庭后，使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产品进行安排，赋予其独特意义，从而使其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15)。西尔弗斯通用“双重勾连”来概括驯化过程，探讨媒介技术如何从物质和符号两个层面连接到家庭生活中去(16)。一方面，驯化过程凸显出媒介技术作为物品的物质性意义(17)。新的媒介会被摆放至家庭的某处物理空间，影响整个家居的呈现。人们将新媒介技术的使用时间融入日常安排(18)，体现出媒介作为物品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驯化过程也强调媒介技术的文本符号意义(19)。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与内容观看，会改变家庭具体的认知、价值观和审美观等(20)，使用者实践技术的个人意义也会反作用于家庭外在的社会结构。驯化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媒介作为文本的维度和作为物品的维度结合起来(21)，驯化理论正式承认了媒介的双重意义勾连(22)。 具体来看，媒介技术的第一层勾连指技术物品的生产、营销和实践，研究对象包括作为物质实体的电视、录音机、电脑等。第二层勾连指媒介符号文本的接收与解释(23)，研究对象包括节目、题材、广播议程等，也包括“观看座位如何设置，和谁一起观看，谁可以选择节目，在观看时讨论什么内容”等(24)。西尔弗斯通以电视进入家庭生活为例对该理论进行阐释：“电视作为一个物品，被购买并且融入到家庭文化中，被放置在家庭的公共和私人场所中。作为一种媒介，电视通过节目的内容和结构，把家庭成员带入到一个分享意义的公共领域中。”(25)因此，电视的意义，指的是电视作为文本和技术的双重意义(26)。媒介物质层面的消费将个体留在私人空间(27)，而媒介的“文本符号”可以让个体与世界、本土和全球相连接(28)。 然而双重勾连理论的实际运用却异常艰难，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首先，双重勾连理论研究总是无法兼顾物质与文本层面(29)。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认为双重勾连理论好像陷入传播陷阱中，重视一个勾连层面就会忽视另一个(30)。萨拉·李(Sarah Lee)甚至宣称不存在双重勾连，比如网吧的电脑并不被视为“我的”物品，她只发现了第二层勾连，即通过电脑进行的交流体验(31)；此外，双重勾连理论忽视了媒介消费时的场景(32)。英国学者玛伦·哈特曼(Maren Hartmann)认为，挑战在于如何既分析线下的场景使用，又不忽略线上世界的符号丰富性，从文本到场景，再从场景到文本(33)。尤其在网络媒体时代，人们可以在多样化的场景中运用多元化的媒介产品消费相同的内容(34)，媒介物品已脱离了特定消费场景。有学者提出场景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勾连层面(35)，引发了对三重勾连理论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