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又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列强环伺”的变局，一是从帝制向共和制的革命。①从帝制到共和制的共和革命层面看，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变局是国家政治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政治权力与国家文教权力之间呈现分离态势，国家文教权力处于未定状态，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国家政治重构进程中活跃的重要力量，在国家政治空间中的角色和位置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些问题，今天经常被纳入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范畴来讨论。本文尝试将康有为的教权论述与毛泽东的文化战线论述放在这一共同的问题脉络中加以解读，可以看到，康有为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都是以把握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的疏离分流趋势为基础的，都在回应这一趋势带来的诸种难题，也即争取教权或者文化战线的领导权面临的诸种挑战。 在中国传统帝制下，朝廷通过科举制等人才选拔机制，将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基本网罗于官僚体系之下。这是传统帝制“以政驭教”的社会基础。 政治阶层—文化阶层的“分流”与文化权力的三元结构 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经历了文教大一统格局终结的变化。鸦片战争失败及随后列强的相继入侵，大大加速了明代中后期以降中国思想文化格局的变化。近代科学技术随着坚船利炮的大量传入，科技和工业领域专业分工的逐渐发展，歧异纷出的域外思想的传播与碰撞，种种潮流汇聚在一起，形成帝国末期的知识“爆炸”态势。社会知识体系快速膨胀，官僚体系囊括最优秀知识精英的原有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官僚体系与知识精英群体的“分流”趋势。 在中国传统帝制下，朝廷通过科举制等人才选拔机制，将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基本网罗于官僚体系之下。这是传统帝制“以政驭教”的社会基础。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是人才选拔与官僚体系之间高度融合的理想状况，并对政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吏士合一”“官师合一”是儒家的一种重要理想。与此相应，“入世”抑或“出世”，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关键问题。“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皇权政治体系中的理想处世方式。在以政驭教的王朝政治体系中，文教权威的最高象征是皇权，知识分子的知识权力基本上笼罩于王朝教化体系之下；知识分子如果不在王朝体制之中，较难获得参与政治或“党争”的群体影响力。 但近代以降，“仕”与“学”逐渐分流，“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一人才循环的传统闭环逐渐瓦解了。“学”在辛亥革命之前已发生巨变，随着学校和工业部门的兴起，知识精英阶层出现历史性变化；辛亥革命之后，“仕”亦发生巨变，不同政治力量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长期存在，不只是围绕既有国家机构的政治争夺，还有另起炉灶的谋求建立新中国的斗争。 在专业分工发展、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分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文教权威不可避免地发生结构性变化，分散于局部重叠而主体分流的两个系统之中：一是官僚系统，一是学校等知识教育专业系统。官僚系统虽然仍会聚着大量知识精英，但一般官僚很难像传统王朝官僚那样，一方面从事繁复的军政工作，另一方面从事日益专业化的研究工作；知识精英尤其是新学精英必然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文教专业部门。以此为基础，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此前罕有的态势，即传统王朝时代的政治思想分歧往往表现为官僚体系内部分歧和斗争的形式，而在官僚系统与文教专业系统分流的时代，社会舆论空间成为政治思想分歧和斗争的另一主要空间，知识文化界的思想争论往往更为活跃和重要。 传统王朝时代的政治思想分歧往往表现为官僚体系内部分歧和斗争的形式，而在官僚系统与文教专业系统分流的时代，社会舆论空间成为政治思想分歧和斗争的另一主要空间。
共和时代大众的崛起，为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了新的“入世”空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与“出世”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从传统二元的政—教关系架构中的人生选择，转向共和时代的政治官僚系统-文教系统-民众三元关系架构中的人生选择。②其关键的变化在于，在国家政治权力与文教权力逐渐分离后，知识分子“入世”的方式不再局限于参与官僚体系内部的政治角逐，亦可以直接参与或发起社会动员，在文教领域寻求相对独立的政治影响力。根本原因在于，文教专业场域自成体系，同时共和时代大众的崛起，为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了超出既有官僚体系的新空间。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走向民间开展文化普及和社会动员，民众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在这一潮流推动下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国际国内危机状况下参与军事斗争和社会斗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大众在共和时代的崛起。 葛兰西也分析了政治权力与“市民社会”权力相对分离的趋势，认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后果是“政教分离”——不只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而且是政治权力与所谓“市民社会”权力的相对分离，特别是与掌握在“市民社会的机构”及其知识分子手中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相对分离。政权与意识形态之间那种直接而单一的肯定性关系的解除，是比“三权分立”更为根本的分权形式，正是这种分离使“意识形态统一”成为一个现代的难题。③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的基本格局，一是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分流”的客观趋势，二是这两个阶层与大众形成三元结构，“学”与“仕”同时展开社会大众的动员，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
